小说的生命力因人物塑造的成功而确立 由《村主任牛小桐》引发的思考

□冯晓澜

林佐成的《村主任牛小桐》（《达州晚报》5、25——6、16连载），通过男主牛小桐在外打工致富不忘故土、返村竞选村主任成功，并一心一意带领村民因地制宜、种植香椿致富，却因村民农耕意识与城市文明观念的碰撞，以及人心、人性等种种因素的纠缠博弈，最终，导致牛小桐不得不含泪逃离为之付出心血的故土、再次背井离乡的故事，形象化地书写了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的图景，深刻而鲜活地提示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和艰巨性，显示出该小说既有深接地气的现实性又有立意高远的理想性。就此意义而言，这无疑是一篇正面现实、反映时代脉动、富有现实批判意义和责任担当的中篇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为我们奉献了牛小桐这个挟一腔热血反哺乡土、带领村民奔小康的新人形象。这个新人形象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其悲喜人生后面所隐含的意义，因现实和人性的复杂微妙而具有多方面言说的空间，可以说，牛小桐这一新人形象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读者的同情与思考，但如以精品的标准来衡量，尚存在人物塑造“故事大于人物”的缺陷，作者在通往经典的路上还需作更多的努力。

一

如标题所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牛小桐。事实上，作者也的确围绕牛小桐这个主人公来结构小说并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可以说，作者并不跟风，立足乡土大地，也不以一波三折的纯故事讲述取胜，有着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创作手法的可贵品质。小说在对生存困境书写的同时，并没忘记对生活诗意的挖掘；在对故事讲述的同时，也不忽视对风景的描摹。它的叙事和对话语言弥漫着浓郁的川东北生活气息，起到了为讲故事、营造环境和塑造人物服务的作用。

牛小桐出身于村长家庭，从小顽世不恭，只因父亲败选而抑郁，一年之后病亡，家道中落，才不得不外出打工。后经打拼，也因脑子活络，做了厂长助理。在此期间，不忘乡土，帮助并输送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恰逢两村合并村里要换届，在村人鼓动下，他义无反顾回村竞选村长。看得出，牛小桐是个致富不忘本的人，也具有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的古典气质。他不只要为原来的黄泥塝村争口气，同时，还有一个潜在的动因，那就是中兴家道、继承曾是村长的父亲的衣钵。他的人生起点和小说人物立起来的基点，的确并不“高大上”。这既符合人物的身世和身份，也符合山村里的人情世故。他最终走向失败，原因多方面：与他的精神境界有关，与他匆忙返乡争口气有关，与他的毫无乡村基层工作经验有关，与他的脱离群众有关，与他的没能发挥村委会作用而单打独斗有关，与张一鸣的疏于指导有关。他的智慧，或者说，源于农民式的狡黠，小说没能很好地挖掘、展示，以此，助力他应对农村的复杂性，并帮助其精神的成长而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形象。

于是，我们看到牛小桐的困境，也就老是因缺少全局观而处于被动，面对村民因假考察团事发的围攻而毫无应对之策，只能以“负荆请罪”的被动去平息事态。他的聪明和变通就那么容易被村民看破？香椿种植一直是他联系的，真考察团来，他为何不理直气壮陪同而只能在家心怀不安、犹如待宰的羔羊？这绝不是走南闯北的牛小桐应有的作风。于是，小说呈现的牛小桐，其返乡后的经历和作为，无非是一系列事件（诸如：村选事件，漏气事件，真假考察团事件、截留危房补助金事件、泥鳅摔伤事件、硬化土路事件、帮村民买社保暗收手续费等事件）的集合。

作者虽着力塑造牛小桐这一新人形象，但因没掌握好故事的节奏和书写的详略，最终，文本带来的效果和给读者的印象是故事大于人物，故事绑架人物，故事淹没人物，而没能从根本上以塑造牛小桐来展现他的精神世界、村里的风土人情。如果我们再加细察，就会发现，所有那些事件都是外在化的书写，泥鳅、大头、前村主任薛治邦、牛小桐妻子等人物，如果戏份再多些，塑造他们再着力些，力求进入他们复杂的内心，那么，对村里的风土人情的反映和对牛小桐的塑造就会更有力。因为，世俗是小说的材料，经作家之手搭建的，一定是反映心灵的大厦。对小说人物精神的钻探，对人与人关系的书写，对人与主、客观世界的展现，这是小说应该努力书写的应有之义。简单点说，小说就是书写并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的书写，小说的世界和人物才会丰富多彩。

二

小说开篇以新到双拱乡任纪检书记的张一鸣，因要下乡包村，主动选择到箭垭口村切入，如此，由一个外来人走入箭垭口村作为视角，无疑带有客观性，具有导游般的引领作用，让读者随张一鸣的视线去领略箭垭口村的历史与现状。这样开篇和切入小说，应该说是精当的。

当然，张一鸣选择偏僻的箭垭口是有私心的，但事与愿违，箭垭口村的前世今生和因两村合并之复杂，令他头痛。虽然，他出于公心和对牛小桐的赏识而力挺牛小桐竞选村主任。可事实上，在以后牛小桐上任开展的工作中，他缺少包村干部的指导作用，严格说来，张一鸣这一人物在小说中处于被动、缺席的状态。到包村快结束前，也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一心希望“平安着陆”：“张一鸣除了偶尔去箭垭口村工地上走走，多数时间躲在办公室翻翻报纸，看看闲书。再有两个月，他的下派生活就要结束了，他只希望离开之前，一切都平安顺利；希望箭垭口在牛小桐的带领下，发展得更快”。这事不关己的态度，反映出张一鸣并非是全身心与这方水土的融入，也就谈不上对牛小桐的真正成为新人形象的助力。

全篇虽然有对张一鸣的正面书写“那些日子，张一鸣与牛小桐等村干部一道，成天泡在工地上，协助那些丈量的，赔偿的，拆迁的……与村民们斗智斗勇斗精神，与村民们扯皮扯筋扯关系。一场拆迁下来，他们已累得脱了五形”，可惜未能展开、深入地去写，而是以简略的概述一笔带过，从而，错过了塑造张一鸣和牛小桐的机会。村委会这一组织，也是缺席的，更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牛小桐一人在孤军奋战。因为，红花还要绿叶扶。写好次要人物，写好对立人物（前村主任薛治邦也是缺席的，他败北下台，会甘于寂寞？），一是，可烘托主要人物，二是，符合生活现实与人物内在的逻辑。如此，才会写出山村的复杂性和人物的丰富性。

张一鸣这一人物，临近小说结局，在牛小桐逃离告别时，除了对牛小桐被检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就是深深的无奈。我们不是要脱离实际的光明的尾巴，而是要尽可能书写“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与厮杀，凸显勇于奋争的理想与抱负之光。文学是有理想的，一个作家也应是有理想的，永远充满积极向上、不从、质疑和探索的精神，如此，方能将此精神灌注到人物之中、作品之中。作品的内涵是否深厚，源于作家主体人格的投射。一个作家写到最后，拼的是胸怀和人格而不是单纯的技巧。在我看来，张一鸣对牛小桐有些隔，并没能深深地理解牛小桐。这隔，其实也显出作者的隔。从而，失去了将张一鸣有所触动并有可能转变的内心轨迹刻画出来的契机。

三

通过以上分析，是希望作者注重中篇这一文体在讲故事的同时，更得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精神世界的书写，而不是抹煞作者对小说立意和书写所作出的努力。中篇重在讲故事的特性，容易出现“故事大于人物”的病相，权衡好故事与人物的关系，这是中篇小说创作需要注意并亟待的问题。因为在微阅读、速阅读、浅阅读甚行的当下，小说这门从容书写人物精神与世俗风貌的艺术，几乎被从众媚俗的故事讲述所绑架、所取代，于是乎，小说成了降格于一般故事的写作，而非一门旨在探讨人物精神困境和对生活充满发现、质疑和不从精神的艺术。小说存在的最大理由，那就是通过对生活未知可能性的钻探，为当下身处精神困境的人们，寻求一条内心和精神得以疏导的通道。它虽不是万能的良药，但至少可以唤起人们的反思和觉悟。这个重要的启蒙功能，往往被当下许多作家所忽略，故，才有那么多雷同化、跟风式、千人一面、面目模糊、毫无个性的小说如流水线一样生产出来。究其实，乃是重故事讲述，轻人物塑造所致。再往深处说，要么是忽视，要么是从根本上遗忘了“文学即人学”这个常识。

在小说创作人物、故事、环境（自然和社会环境）、思想、语言等五大要素中，人物塑造是排在首位的。一篇小说人物塑造得是否立体丰满，是否感人肺腑，是否具备审美冲击力，无疑决定一篇小说的成败。小说王国里的经典名篇，均是因鲜活立体、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而留传存世的。故事总是读者眼中的过眼烟云，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才会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当然，强调人物的塑造，并不等于对其他几个要素的轻视。重申并回归“文学即人学”的常识，意在对重故事、轻人物的潮流发出警示。

故事不是小说，小说一定是在故事基础上、以故事作依托的、书写人之精神内核及困境的对一般故事的超越。一篇（部）小说是否成功，不完全在于故事讲述得是否精彩，而是在于人物是否立体鲜活、内涵是否深厚。人物塑造，关乎并永远是衡量小说成败的重要因素。小说的生命力因人物塑造的成功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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