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华五千年 宝墩可佐证

金沙遗址博物馆资料图片

三星堆博物馆

宝墩遗址复原图 金磊磊 制图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图

提要

10月22日-24日，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举行，来自美、英、日本、韩国、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近400位中外考古专家、学者济济一堂。

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指出国内多个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研究证实，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由此证明中国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

而中国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中，在成都发现的宝墩遗址，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嘉宾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双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第七届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科评审组组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国家重大研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族起源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和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主编。

手记

2018年10月24日 成都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这个中国历史朝代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可是，在一些考古学家眼中，中国的夏代和夏代之前的历史只是传说，因为无文字记载，无法考证，所以连带着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也被缩水成了3000多年。

确实，人们对夏朝的认识，大多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但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在商代出现的。那么，夏代和之前更久远的历史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如同史书所记载的叫作夏？核心地区又在不在河洛地区？

对这个问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学者们展开了漫长的研究，在10月22日成都召开的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在国内多个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研究证实，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换言之，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位于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标志着在中华文明各区域发展中，成都平原走在了前列，而且按照王巍的说法，“如果没有宝墩，那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研究就很难开展。”

事实上，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绚丽中透出无限神秘，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古蜀能够制造精美的金器、青铜器，而且造型独特，别具一格。王巍认为，“有人认为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区别明显，甚至怀疑是来自外星文明。但在我看来，古蜀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无论是冶金技术还是仪式用具，它都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古蜀文明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

对话

1中国考古学大会，为何选择成都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为何选在成都？

王巍（以下简称王）：我们选择召开地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必须是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古代历史文化非常发达，而且在近代有着重大考古发现和成绩的城市，否则在学术界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会有所不足。所以成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区域文化独特的历史名城，自然就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第二，近段时间以来该城市的考古发现在全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一点上成都是极为突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金沙遗址、春熙路唐宋街坊遗址、老官山汉墓、东华门摩诃池等，成都的重磅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

第三，地方政府是否有作为承办城市的意愿也是重要因素。成都表现出了积极的申办意愿，当然也有其他许多城市愿意承办，但综合各方面考虑，我们认为成都是非常适合的。

第四，本届大会有大量国际友人参与，所以城市必须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成都是中国的中心城市，国际知名度高，国际影响力巨大，国际考古学界对古蜀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选择成都，得到了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2中国考古领域的若干新趋势

记：从本届大会的奖项可以看出当下中国考古领域的哪些新趋势？

王：我认为第一方面，考古学者更加积极主动地采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新技术、新理念，考古参与者比以前有着明显的进步。

第二，考古界曾有过这样一个说法，“古不考三代以下”，意思是考古不考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史，因为秦汉后历史文献增多，对这些时期的考古更多是“正经补史”。但通过近段时间的考古成果，我们发现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干扰和影响，造成了对历史认知的局限，民众的生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考古学中出现了很多空白。所以，近来，宋元明清等较晚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多地进入考古学者的视野，甚至成为考古的重点。

第三，考古国际化从“请进来到走出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前30年我们主要是请进来，请外国学者来合作研究乃至合作发掘。大概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学者渐渐将视野从国内扩展到世界，开始有学者走出国门，开展考古活动。四川是全国比较早走出去的。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埃及、巴基斯坦、洪都拉斯等20余个国家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考古合作。国际化的考古不仅让国内的考古学者拓展了视野，收获了知识，获得宝贵经验，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也有着巨大的帮助。

记：本届大会上获“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有何特色？

王：地方的考古机构在前些年比较多的是做基本建设考古和对古代墓葬进行考察发掘，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意识到，除了墓葬，古代的建筑遗址包含了更多的信息。渠县城坝遗址非常注重对古代遗址的发掘，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获取丰富的资料信息，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当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认为它能获奖的原因，也代表了考古的一个新方向——将视野从帝王将相拓展到普通人，通过对古代民众生活的研究发掘，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和群众生活，这也是考古发展的新趋势。

3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在成都

记：新世纪以来成都有哪些重量级的发现？

王：最为著名、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发现，当数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它将绚丽神秘的古蜀文化再提升了一个高度，可以说金沙遗址的发现，开启了成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

之后，成都陆续有惊人的考古发现，比如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老官山汉墓、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等。我比较熟悉的是老官山汉墓，其中最珍贵的文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现920支医学竹简，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这个发现大大提早了我国中医在针灸经络方面的研究时间。第二是4台蜀锦提花机的模型，这是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将四川丝绸织造史大幅向前推进，且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空白。

记：除了考古发现外，成都在考古成绩展示上也有突出表现？

王：考古学专业性很强，涵盖又很广，珍贵的文物出土后如何妥善保护，如何很好地开发利用，如何扩大考古在民众心目中的认知度，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在这方面成都许多做法和成绩值得肯定。

首先，成都有许多博物馆，不仅有四川省博物馆和成都市博物馆，还有许多中小型和私人博物馆。第二，成都充分利用资源开展文物展览活动，包括配合本届考古大会的许多展览，如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古蜀文明与两河文明对话展、14世纪前中国出土金器特展等，展示了大量历史文物，与普通民众做到了近距离接触。

记：连接民众与考古之间的桥梁是什么？

王：考古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考古学者的论文和报告都充满了专业术语，别说普通老百姓，哪怕是历史学家在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一门学科要存续和发展，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我们不希望民众对考古的知识，是通过类似《盗墓笔记》这样的文学创作来了解的。所以十几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在推动“公共考古”的普及。“公共考古”的说法是由我主张的，在参与性上涵盖更广，包括公众、媒体和学者，就像一辆公共汽车，有人开车，有人坐车，有人服务，重点是“公共”两字，强调共同参与，共同体验。

记：公共考古推动考古普及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鼓励学者写一些通俗性的文章和读本，让民众更加容易理解。其次，我们要求在考古现场做考古说明会，让当地老百姓知道这里曾经的文化和历史事件。第三，2013年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不仅有考古学者，还有媒体资深记者，每年都举行公共考古论坛，并且帮助地方上的考古机构了解和推进公共考古。第四，我们拍摄的纪录片《考古进行时》已有70集，将考古工作经过和知识点覆盖其中，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民众了解。

当然一些新的技术加入也是有必要的，比如我们近年来推行虚拟考古体验，民众不仅可以“深入”古墓，了解文物出土、墓葬揭开过程，还能观摩文物“诊病”与“治疗”的过程。通过虚拟考古体验，真正让考古“活起来”。

记：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就在成都？

王：是的，就在人民南路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是全新的考古理念，也是公共考古的发展方向，它能真正让民众接触到“活”的文物。

4考出真实的中华5000年

记：本届大会另外一个重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报告，根据报告，如何看待夏朝和之前的历史？

王：上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疑古派”，他们对商代之前的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商代甲骨文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证据，所以夏朝以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不可信和不可考的，中国历史只有从商至今的3000多年。这种说法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过近100年的考古成果总结和研究，首先是发现了商代中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这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进而又在河洛地区发现了比商城更早一个阶段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这里发现了属于都城的痕迹，如宫殿、青铜器制作，以及阶级的分化、独创的仪仗用具等，而且这个文明具有很大的辐射性，其中的牙璋不仅传到了四川的三星堆，也传到了长江中下游甚至越南。这种发现在以前是没有的，原来中华文明各区域之间如宝墩、良渚等虽各有特色，但一般都局限在当地，并未出现如此广泛的文明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更多是一种基于礼乐制度的文化性传播。这就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国的河洛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

这个政治实体是什么？虽然没有文字直接记载就是夏王朝，但它的存在年代紧接在商之前，活动区域又在文献记载范围内，对全国又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代的都城。这个说法现在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重视。

记：那上下五千年历史也是真实存在的吧？

王：通过考古研究，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区域，进入了“初期文明”时代，典型代表就是农业的发展、犁耕的使用、阶层的分化、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出现、水利工程的兴建。那个时期，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确实很难用原始社会的概念对其进行诠释和研究。所以我们认为，中国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

如果要为这一段历史做一个概括，我认为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5宝墩遗址对中华文明探源起着关键作用

记：成都的宝墩遗址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是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即从原始社会的原始平等，逐渐出现阶层分化，分工合作，乃至后来出现王、贵族、平民和国家。

在宝墩遗址发现以前，学术界认为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是相对滞后的，因为一直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才有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宝墩遗址的出现，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将成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带到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

通过对宝墩遗址的发掘，我们惊奇地发现，宝墩遗址的面积仅次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陕西榆林石峁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由此可见，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已经逐渐摆脱蛮荒，进入到了相对发达的文明时代。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来说，宝墩遗址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宝墩，那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研究就很难开展。

中华文明讲究多元一体，在辽阔的土地上发展出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蜀文明就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而宝墩遗址，则是探索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宝墩、三星堆、金沙形成了古蜀文明起源、形成、发达的历史脉络，成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历史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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