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賨城县名字的由来及遗址探讨

文物调查队对王家坪进行考古调查。

文物调查队用洛阳铲打孔，勘查文化遗存，寻找賨城遗址。

□唐云梅 文/图

賨城县，是广安历史上的一个行政建置，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后世广安人的心中却烙下深深的印记。明清时期广安常被称为賨城，如清乾隆广安知州陆良瑜作《广安州志·序》“题于賨城官署之退思轩并书”、清嘉庆广安知州吴栻作《广安州志·序》“题于賨城官舍并书”等便是其例。但賨城县名字的由来少有人知，賨城遗址的位置更是争论不休。本文拟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梳理，并结合田野考古调查获取的信息，就賨城县名字的由来和賨城遗址进行探讨。

賨城县名字由来

賨城县之名源于渠江流域古賨人聚居的賨国都之城——古賨城之名。

賨人是板楯蛮（因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族称）的别称，为四川盆地东部土著民族。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说明賨是巴国的重要族属之一。

賨人、賨国、賨城的历史渊源。关于賨人、賨国、賨城的相关记载，梳理文献资料发现，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是早期文献的賨赋之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賨的得名与赋税有关，《说文解字》贝部：“賨，南蛮赋也。”《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因板楯蛮射白虎有功，秦“复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板楯蛮助刘邦平定三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遣还故里，免除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的租赋，其余“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由于板楯蛮缴纳的赋税被称作“賨”，故巴人称其为賨人，三国谯周《巴记》载，“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东晋《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宕渠县“古賨国也，今有賨城。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賨民所居”。賨人的称谓出现在汉初，那么古賨国、古賨城当是賨人的祖先在宕渠县建立的国都和城邑，但其建立时间不详。

二是晚期文献的楚之封国之说，见于宋以后的文献和现代学者的推论，是目前学界的小众观点。南宋《路史·国名纪》载：“賨，宗，芈姓，子宗也。倾王四年，居执宗子，遂围巢。”清《蜀水经》载：“渠县，古賨国也，芈姓，子爵，亦作宗。顷襄王四年，执宗子、围巢，即此。”为此，以周集云（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之《论賨人为楚国芈姓之宗裔》）为代表的现代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楚国不断扩张西进，占据了长江干流云阳地区和位于嘉陵江以东渠江流域的巴地。楚悼王十四年（公元前388年），楚国令尹吴起变法，实行“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政策，将芈姓宗人以子爵分封到巴地渠江（今渠县境），建立宗子国；楚顷襄王四年（公元前295），在秦楚交战中，为保存爵邑，强化边疆守卫，楚国便“打宗围巢，执宗子以归”，宗子国先后存续93年。汉初，宗子国遗民以賨为赋税，被巴人呼为賨人。因此，曾经的宗子国被后世称为“古賨国”，其城邑被称为“賨城”。

对于賨国是“楚之封国之说”，因是晚期文献观点，可信度不强，更重要的是战国中期楚国占领渠江流域的考古证据不足，故而没得到学界主流认可。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战国中期至晚期最西的楚墓葬在忠县县城崖脚墓地，忠县以西的长江峡谷地区暂时没有发掘出土具有楚文化特点的墓葬和器物；渠江流域的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虽有楚文化器物出土，但大量带有虎纹、手心纹等巴蜀符号的器物表明其具有显著的巴賨文化特色，没有发现楚墓葬。

古賨国、賨城是存在的历史事实。关于賨国都、賨城渊源虽有不同观点，但关于賨国都、賨城存在的事实，文献记载明晰，考古成果得到支撑。《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蜀先祖置……长老言：‘宕渠盖为古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宕渠县“古賨国也，今有賨城。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賨民所居”。《太平寰宇记》载：“汉初置宕渠县，即今流江县北七十里，宕渠故城是也。其城，后汉车骑将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东晋末，为蛮獠所侵，因而荒废……故賨国城，在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流江县即今渠县，文中的渝水指渠江，渠江流域便是賨人的聚集中心，今渠县城坝遗址便是古賨国都、古賨城、汉宕渠城所在地。近年来的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至魏晋的墓葬以及两汉时期的城墙、生活作坊，东汉时期的“宕渠”文字瓦当，证明了该遗址就是两汉时期的宕渠城，亦即古賨国都、古賨城所在地。汉代的宕渠县乃秦代的宕渠道。《续汉志·百官志》“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里耶秦简8-657号显示，秦代设宕渠道。说明宕渠因是“蛮夷”賨人聚居区而以“道”统之。有学者认为，西汉时期因賨人助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有功，为优待賨人而改宕渠道为宕渠县。秦汉时期皆以万户为令，县境广阔，有学者对宕渠县辖区各地历史沿革逐一考证后认为，今万源、城口、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邻水、广安、岳池、南江、巴中、通江、平昌、仪陇、营山、旺苍17县之地是古賨国的范围，也是秦汉时期宕渠县辖地，现渠县城坝遗址便是处于故賨国都城位置的汉代宕渠城遗址。

賨城县以古“賨城”名作县名。民国《渠县志》载：“古渠（县）、大（竹）、达（州）、广（安）、南（充）、梁（平）等处，通号賨城，犹之通号宕渠也。”宕渠所辖范围的区域多称本地为宕渠、賨城，故有渠县、广安、开州、营山等5处賨城之说。而賨城并不见于西汉的《汉书》和南朝宋的《后汉书》，最早见于东晋的《华阳国志》和北魏的《水经注》，其真正意义上的賨城仅指现渠县的古賨城。因古有賨城，故隋代将南朝梁设置的始安县（广安的第一个建置县）改名为賨城县，是以城名为县名。清宣统《广安州新志》载“今州北古賨城，非隋后之称，盖秦汉前之旧耳”。为此，人们习惯称广安賨城县为广安賨城。

賨城县历史沿革

根据历代官方志书记载梳理，賨城县的沿革较清晰。

秦汉时期，广安未立郡县专名，一直属宕渠县地。广安最早独立的行政建置在南朝梁普通三年（522年），以宕渠县分置始安县，属梁州北宕渠郡。清宣统《广安州新志》认为南朝宋设置始安县为广安建制之初。查阅南朝《宋书》《齐书》记载，宋齐时期，始安县隶属梁州巴渠郡，广安所在的宕渠县，隶属梁州宕渠郡。同一时期，地域不同，隶属不同，故从宕渠县分设的梁始安县（广安）非南朝宋设置的始安县。

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始安县属渠州，十八年（598年）改始安县为賨城县，大业元年（605年），賨城县新迁到萧家溪（今广安区肖溪境内）。

唐武德元年（618年）賨城县复改为始安县，分置丰乐县。八年（625年），省丰乐。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渠江县。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以地处果、合、渠交界偏僻之处而在浓洄设置广安军。清《读史方舆纪要》载：广安州“渠江废县，州治北五里……宋开宝二年移治于合州境内之浓洄镇，为广安附廓县”，表明在同一年，宋代渠江县移治浓洄。

文献最早记载广安賨城县的两个出处是隋唐时期：一是《隋书·地理志》“宕渠郡，梁置渠州，统县六……賨城（县），旧曰始安（县），开皇十八年改焉”；二是《新唐书·地理志》“渠州潾山郡，本宕渠郡，天宝元年更名。县三……渠江（县），本賨城（县），武德元年（618年）曰始安（县），又析置丰乐县，八年省。天宝元年（742）更名（渠江县）”。以上两处隋唐时期记载的广安賨城县均为隋代賨城县。

宋代文献误认为賨城县为后汉设置，如宋代《太平寰宇记·广安军》：“渠江县，本汉宕渠县地，后汉又为賨城县地……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渠州，十八年改为賨城县。”清代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光绪五个版本的《广安州志》均沿用了《太平寰宇记》“后汉有賨城县”的观点。然而《后汉书·郡国志》巴郡下辖十四县：江州、宕渠、朐忍、阆中、鱼复、临江、枳、涪陵、垫江、安汉、平都、充国、宣汉、汉昌，并无賨城县。清宣统《广安州新志·建置志》认为：《太平寰宇记》“以渠江县后汉为賨城县地，误以城名县也。賨城（县），隋改始安县名之，《汉书》无此县”。现代学者王文楚对《太平寰宇记》的校注也认为“未闻后汉置有賨城县，此误”。因此，所谓的后汉賨城县乃后汉宕渠城，即古賨城，非县名。

賨城县遗址探究

从广安賨城县历史沿革知道，广安賨城县治所有两处，一是賨城县初始之地，即南朝梁设置的始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更名的賨城县（以下简称“梁隋始安、賨城县”）之地，共计83年。二是新迁之地，即隋代大业元年（605年）賨城县迁移后之地，也是唐代的始安县、渠江县（以下简称“隋唐賨城、渠江县”）之地，共计364年。关于这两处县城遗址的确切位置，至今学界没有定论。

有关賨城县位置的史料记载并不多，且多为清代所出。宋《太平寰宇记》：“广安军，理渠江县……渠江县，本汉宕渠县地……今县北十二里有古废賨城在焉，一名始安城，梁普通三年于此置始安县，取始安城为名，属北宕渠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渠州，十八年改为賨城县。大业元年自故城移于今理，南临渠水，东枕大溪。唐武德元年复改为始安县。至德二年又改为渠江县。”

清《华蓥山脉考》：“南北朝时，梁武帝普通三年置始安县，县治金广乡，隋开皇十八年改为賨城县。”

清代学者李兆洛曰：“賨城，隋县……隋移县后实在药寺之南（今萧家溪王家坪）。”

清宣统《广安州新志》：賨城县“大业元年始自故城移于今理（据唐碑萧家溪南）”“城在今州北萧家溪五里，唐渠江县城，武德初名始安，故城即隋所移之地，今萧家溪南王家坪，有古榕石犭在焉”。

《广安州新志·古迹志》：“古賨城，今州北十二里，秦汉以前旧城也”“隋賨城故址，即始安县改名。《寰宇记》‘大业中始自故城移于今理’。案：唐开成时碑，城在鹅滩西，今萧家溪王家坪”“王家坪，州北百一十里，古渠江县治，隋大业移此。”

清《读史方舆纪要》：广安州“渠江废县，州治北五里……宋开宝二年移治于合州境内之浓洄镇，为广安附廓县”。

1978年《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賨城县“隋初治今广安县北金广公社”（现广安区金广乡）。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得出如下观点：一是“梁隋始安、賨城县”县城位于现广安区金广乡，其原始依据是《太平寰宇记》“今县北十二里有古废賨城在焉”，晚期史料均延续此观点；二是“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位于广安区肖溪镇王家坪；三是宋开宝初年渠江县移治浓洄。

现在，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首先，“今县北十二里有古废賨城在焉”中的“县”到底是指位于浓洄的宋渠江县，还是位于肖溪的唐渠江县？这是解读“古废賨城”之地的关键。

《太平寰宇记》成书于984年—989年，行政建置以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簿籍为主要依据，表明《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是广安军成立（969年）后10年左右的行政建置。按照《读史方舆就要》记载的宋渠江县于宋开宝二年（969年）移治于浓洄镇，那么《太平寰宇记》的“今县北十二里”当为广安军附廓浓洄的宋渠江县的北十二里，这也是历代研究者采用的观点。

但是，此处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宋代渠江县治所何时迁移到浓洄，宋代史料并没有记载，清《读史方舆纪要》关于宋代渠江县于宋开宝二年（969年）移治于浓洄的记载是孤例，缺乏可信度。二是从文字的表述角度分析，《太平寰宇记》“今县北十二里”的“县”与位于浓洄的宋代渠江县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宋史·地理志》广安军“新明，开宝二年，自合州来蜀”，《广安州新志·乡镇志》“西溪场，州西五里，即浓水下流，本宋新明县旧镇，今入州，下即至喜桥，为往来通衢”，表明广安军成立后，合州新明县归属广安军，宋渠江县南郊的西溪场一带属于广安新明县，那么《太平寰宇记》渠江县的渠江水西流应当进入广安新明县界，而非“西流入合州新明县界”，此说法当是基于新明县归属广安军之前的渠江县的位置角度的一种表达。宋代渠江县移治浓洄至少是宋开宝二年（969年）之后的事，或者在《太平寰宇记》成书之时，宋代渠江县治所还没有搬迁到浓洄。那么“大业元年（605年）自故城移于今理”中的“今理”乃“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无疑，此处的“故城”就是“梁隋始安、賨城县”县城。同时，对一个事件的准确表述中，理应在同一个时间点来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今县”“今理”是作者在相同的表述立场下的同一个时间段的表述。因此，《太平寰宇记》“今县北十二里有古废賨城在焉”的“今县”是指新明县归属广安军之前的“隋唐賨城、渠江县”，其北十二里的“故城”便是“古废賨城”，即“梁隋始安、賨城县”县城。

其次，“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在萧家溪的相对位置需要核实。宋《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唐賨城、渠江县”的地理位置与实际有出入。《太平寰宇记》记载，渠江县“大业元年自故城移于今理，南临渠水，东枕大溪”“渠江水，一名渝水，在县南八十步”。查看百度地图，渠江在萧家溪和冲相寺之间形成一个“几”字形，萧家溪在“几”的西侧，冲相寺在“几”的东侧，广安州志多版本的舆图中，仅监生王福端绘的广安舆图标识萧家溪和冲相寺的相对位置较为准确（其他图将萧家溪和冲相寺均标注到“几”的西侧）。从此图看，萧家溪在渠江西和萧溪河之间的区域，地理位置是“南为大溪，东为渠江”，与史料记载“南临渠水，东枕大溪”渠江水在“县南八十步”的东、南方位正好相左。并且在肖溪渠江两岸的地理位置，没有一处符合“南临渠水，东枕大溪”的地形。笔者认为《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方位可能出现笔误，将东、南二字进行了对调，其正确的方位表述应是“大业元年自故城移于今理，东临渠水，南枕大溪”“渠江水，一名渝水，在县东八十步”。在肖溪辖区内，符合这个地理环境的只有渠江与萧溪河之间的群力村区域。

其次，清代史料记载王家坪的位置与实际不吻合。关于“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的位置，清代史料记载较为明确，指向都在肖溪王家坪，即“在药寺之南（今萧家溪王家坪）”“移于今理（据唐碑在萧家溪南）”“今萧家溪南王家坪，有古榕石犭在焉”“城在鹅滩西，今萧家溪王家坪”。事实上今王家坪的地理位置处于药寺（即冲相寺）之西、萧家溪（现肖溪）之西，并非是药寺（即冲相寺）之南、萧家溪之南。

再次，“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与冲相寺的距离需要考证。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与冲相寺的相对距离并不远。《广安州新志·建置志》载，今州北冲相寺古药寺也，有唐始安县碑云“按部始安，遂至药寺”；《广安州新志·金石志》大唐渠州始安县冲相寺七佛龛铭碑：“修龛者，使持节渠州诸军事主长史丁正已也……开元二年六月，拜使持节渠州诸军事主长史按部始安，遂届药寺”；《广安州新志·金石志》：唐冲相寺赵刺史行县碑,讲述开成四年夏四月十七日，太守赵繁按部渠江县，“是日，会宾友饬车驭，不瞬而至。初得野寺之胜概，顿若洞天寥廓，神棲烟霞。次览县斋之结构，轩阶如截，檐梲如飞，门阁宏敞，不知炎燠”。以上记载表明唐使持节渠州诸军事主长史丁正已、渠州太守赵繁视察始安县（渠江县），从县城很快就到了冲相寺，足以证明唐代的始安县（渠江县）离冲相寺较近。且《广安州新志·拾遗志》“《旧志》谓‘故城为賨城，则是谓今理，即州北五里之渠江’，则非。案：唐碑，渠州刺史赵繁开成四年按部渠江，不瞬而至，偕县令李蕴题名冲相寺，是距县城咫尺耳”。

根据史料记载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组成文物调查队先后三次到金广、肖溪王家坪开展賨城县遗址考古调查。2019年12月第三次调查时，调查队扩大了调查范围，对肖溪镇辖区渠江两岸、萧家溪两岸进行了全方位的城址考古勘探调查。调查概况如下：

金广乡区域，位于渠江西侧的西溪河两岸，属于丘陵地区，东西两岸多山梁沟壑，少平坝，地形地貌不具备建城的条件。实际调查中，打铁街、碑梁子地属砂石地，耕土层仅50厘米，干净无文化遗存；春堡村12组土地平坦，耕土层最深2米，当时正在修建一条贯穿全村的公路，两侧土坎形成了调查遗迹的最好剖面，调查线路长约2千米，土层干净，没有文化遗存；西来寺村和保安村濒于渠江，陡坎沟湾，走访调查没有发现文化遗迹。

王家坪区域，位于渠江西、萧家溪北，属于丘陵地区，多山梁、大湾大沟，较为宽平之地是黄泥坪、杨家坝、大隘口，但地形均较长，略显狭窄，中间略低，地形上不太适合建设县城。并且通过探孔和地层剖面观察，没发现早期文化遗迹。

群力村区域，位于渠江西、萧家溪北交汇的区域，并向西延伸到钟念村、王家坪地界。区域西侧多为大沟大湾，没有平坝，不具备城址建设条件，同时走访调查无发现。区域东侧为梯田，村民从下坝、蔡家号、窑公包、印田等地里挖出大量汉砖，用于修筑房屋或猪圈。在渠江与萧家溪交汇的东侧，由低到高分布有三个阶地。一级阶地是荒废干田，坎坡上刮削剖面，多处出现明清时期文化遗迹；二级阶地面积较大，为稻田，不平坦；三级阶地，较为广平，为稻田，小地名十八碑，又名火烧城，多户村民从此处挖出汉砖修筑房屋。通过探铲打孔调查，仅有一孔在30厘米处发现汉代陶灰瓦片遗迹。另据《四川文物地图集》载，广安区“下坝遗址（肖溪镇群力村东北1.6公里，汉代），位于渠江西岸一级台地上。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30—50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内含有泥质灰陶片”。

鹅滩村区域，位于渠江西、萧家溪南交汇区域，并向南延伸到自古村、南溪村范围。此区域多大沟、大湾，土层浅，田多，不太平坦。在渠江与萧家溪交汇处一级阶地较为平坦，地势稍低，村民耕作时曾挖出汉砖用于修筑房屋，现场调查没有发现城址遗迹。

美丰村区域，位于萧家溪西北区域，并向北延伸到勤劳村范围。这一区域名叫泥滩坝，分上下坝，勤劳村属上坝，美丰村属下坝。泥滩坝位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面积大，较平坦，多是稻田，整体地势稍低，临江一侧略高。探孔调查发现瓦子地有明清文化遗存。其他田地选择了十余处进行探孔调查，基本是向下50厘米到生土或者120厘米到沙土，土质较为纯净。在这一带走访调查，70岁以上的老人都说：这是古代的始安城，因为经常被水淹，所以搬走了。走访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几件出土文物：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渠江边土里挖出的两个石兑窝；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坝中李联谱大地约4—5米深的地下挖出的石兑窝；三是在坝中转转土一座古坟中出土的陶瓮，上有铭文“百户”。2019年12月调查期间，美丰村村支书范刚告诉我们，村民葬新坟时在坝中转转土附近挖到老砖，但已被新坟叠压。另据《四川文物地图集》载，广安区“泥滩坝遗址（肖溪镇美丰村东800米，商周），位于渠江西岸一级台地上，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60—80米，面积约2.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第三层内含有少量泥质灰陶片，第四、五层内含有红烧土、炭屑和夹砂灰陶片”。

我们几次文物考古调查都只发现汉代墓葬和明清文化遗存，没有发现隋唐时期遗迹和城址遗迹。综上所述，笔者初步认为：一是“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在群力村的可能性大。此地较为开阔，离水源较近，具备筑城的地理条件。这里有文化遗迹发现，人类生活痕迹明显，具备“南临大溪、东枕渠江、县东八十步为渠江”的地理位置，且符合“萧家溪南和药寺（今冲相寺）之南”的记载，距离冲相寺较近。

二是“梁隋始安、賨城县”县城在肖溪镇美丰村泥滩坝的可能性大。此处地势平坦开阔，水源较近，具备筑城地理条件，且有文化遗迹发现，人类生活痕迹明显。当地老人口口相传，一直有“泥滩坝为古代始安城”的说法，泥滩坝位于群力的西北，沿江相距约6.5公里，与史载“县北十二里”的位置大致相符。

三是群力在清代是否为王家坪的一部分值得考证。王坪村王氏族谱记载“元末明初，王旦后裔避难入川，定居旧渠江县治所姚坪里之竹山坪。传至王衮四世复初时，张献忠入川，传人外逃，复初携家避难贵州，清初回到故里”。现存王家坪3组王氏祖茔老古湾第一区清咸丰九年立的“清故始祖王公（母）道行讳复初（彭氏）老大（孺）人之墓”碑记载，王复初生于明末，避难外逃，清初回广安故土，与孺人彭氏合建墓葬于竹山坪。说明王氏定居的旧渠江县的竹山坪就是现在的王家坪，也说明王家坪是在清代才有的地名，是清代王氏后裔在当地繁衍昌盛成为聚居望族后的产物。那么王家坪与群力区域是否有关联呢？

从行政区划上看。明清时期，各地行政区划变更较大，清宣统《广安州新志》载，广安明代“编户十一里，成化后增十里”，清代“编户百二十四里”。王家坪本属旧渠江县姚坪里，明代属于清越（青月）里，清代属于胡溪里。胡溪里管辖着现在肖溪镇的王坪、钟念、上游、群力四个村所在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溪里改为八角村，管辖着王坪（凤凰）、钟念（灯塔）、上游（光明）、群力四个社的区域，群力是1955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新名称。这说明在清代王家坪和群力都属于同一个最基层的社会管理单元。

从王氏后裔分布来看。明代王氏一世祖普明定居广安后，其后裔大多数分布在群力村西邻的王坪村王家祠堂、袁桥村王家桥、山龙村王家祠堂和南邻的鹅滩村王家湾等区域，群力村也有少许王氏后裔。在清代以“插占为业”的移民政策鼓励下，属于王氏家族的王家坪地盘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群力所在地是否属于王家坪的一部分值得考证。

经过对史料梳理得知，广安賨城县名源于战国时期的古賨城，隋代因古賨城之名作賨城县名。通过考古勘探调查笔者认为，“梁隋始安、賨城县”县城遗址在肖溪镇泥滩坝的可能性大，“隋唐賨城、渠江县”县城遗址在肖溪群力村的可能性大。两处遗址具体位置尚待以后考古发现方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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