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的龙

□庞进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

2021年3月2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专访，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发掘情况。在谈到三号坑新出土的“堪称国宝级器物”的“顶尊跪坐人像”时，雷雨说：“这件尊很奇特，它从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几条龙形的纹饰或者牛形的纹饰，以前大口尊上没有这样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件，从来没有出过。这个龙形的纹饰，跟一号神树上一条从天而降的飞龙一样。还有这个从器物的口部头朝下，给人感觉是从天而下的一条龙，龙身牛头这样一种怪兽，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维很开阔，敢做敢想，他们把牛和龙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艺术品。像这个顶尊跪坐人像，应该是平时搁在皇家的宗庙里祭祀时候用的。”

此前，尤其是1986年的发掘中，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青铜器类有龙形饰、龙柱形器、龙虎尊、神树、立人像等龙纹、龙形器若干件。

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即中国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龙纹、龙形。如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砌龙和龙纹陶片、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近七千年的陶纹龙等等。这些原始的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是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龙纹、龙形。如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龙纹、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西周何尊龙纹等。这些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形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考古工作者判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器属于该遗址的二三期，断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龙形饰仅存头部，龙张口，上吻向后勾卷，龙角长而前伸，龙耳廓大。龙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顶平，一龙站于器顶，龙角后卷，龙口大张，垂须，下半身垂于器壁。龙虎尊之尊肩上，铸高浮雕、呈蠕动游弋状的三龙，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造型，龙眼浑圆；尊腹部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青铜神树之一侧有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自上而下作蓄势待飞状，龙身细长弯作S形，龙首昂起，龙角上扬，龙口大张。青铜立人像着左祍长襟龙纹上衣，衣右侧和背部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一、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二、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晚出，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的判断。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综上所述，可以有三点认识：第一，龙纹、龙形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学仿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和中原夏商两代的龙纹、龙形；第三，三星堆遗址在中国版图之内，三星堆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尽管三星堆文明有与中原文明相异的成分和特色、三星堆遗址及出土文物还有不少谜团有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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