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津蟋蟀：老“蛐”新唱声更远,宁津蟋蟀：老“蛐”新唱声更远

8月31日，宁津县城车站步行街，持续了近1个月的蟋蟀市场，依旧人头攒动。

玩家、虫贩、虫农，来往如织，熙熙攘攘。

5天前，第五届宁津蟋蟀文化节在这个县城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2万余客商蜂拥进入这里的蟋蟀市场。

仅仅一天的时间，外地客商手中的300多万元“购虫款”悉数落入宁津当地农民的腰包。

这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徐州等地的蟋蟀玩家，慕名而来，在此一掷千金，最后满载而归。据介绍，宁津全县蟋蟀的年交易额多达3亿元，蟋蟀捕捉者人均收入超过万元。

宁津，因虫之名，再次被推向大众的视野。

与历届蟋蟀文化节不同的是，8月26日开幕当天，新落成的蟋蟀文博馆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称号并授牌，这一标志性举动，意味着单纯的“斗蟋活动，斗蟋交易”内涵得到了实质性的延伸，“斗蟋品牌，斗蟋文化”开始真正成为“宁津蟋蟀”的“卖点”。一支老曲牌被填上了新词，也为地方旅游资源发展提供了“开辟蹊径，创造奇迹”的新思路。

暴利涌来

8月30日，天刚放亮，上海人郑根华便拎着蟋蟀笼，游走于星罗棋布的蟋蟀地摊之间。

地摊的摊主，都是附近的村民，摆在他们面前的蟋蟀罐，大大小小连成一片，少则有三四十，多则有六七十，更多的有一二百个。

步行街两侧为车站建筑裙楼。

入口处，“宁津蟋蟀甲天下，中华蟋蟀第一县”的金黄大字赫然题于其上。

往里走，长仅百米的小街上，因着蟋蟀节，开设的宾馆饭店多达20余家，家家客满，处处火爆。

徜徉其中的郑根华时不时会停下脚步，蹲在某家虫农摊前，一手托罐，一手翻看，稍有中意，便取出别在耳根的蟋蟀草，撩拨几下，“瞿瞿！瞿瞿！”蟋蟀摩擦翅膀，发出一串曼妙的音符。

在斗蟋圈内，通用蟋蟀的俗名“蛐蛐儿”。

55岁的郑根华，玩了半辈子的蛐蛐儿，越玩越迷恋。 20年前，宁津县举办第一届蟋蟀节的时候，郑根华亲身经历。之后20余年间，每逢贩卖蛐蛐儿的旺季，总能看到郑根华穿梭往来的身影。

对于郑根华以及大部分的外地人而言，立秋之后，来宁津买蛐蛐儿，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难以更易的习惯。

郑根华几乎认识宁津蟋蟀圈子里所有人。

这个圈子由玩家、虫贩、虫农、旅店老板、饭馆经理、蟋蟀用具店主等一干人群构成，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玩家们有钱、有闲，嗜虫如命。把这些长不过3厘米，重不超1克的小虫子奉若珍宝。每每因得一虫而足蹈，失一虫而捶胸。一旦购得“佳品”，辄悉心养护，观形听声，评头品足，互为炫耀；“斗蟋”时节来临，则东征西讨，较胜争战，捉对厮杀，陶然忘我。

虫贩子则从事倒买倒卖，赚取中间的差价。

宁津的张洪海就是其中的一位。每天，他都会早早的来到虫市，挨个摊位翻找好虫，多年的贩卖经验，张洪海已经具备丰富的鉴别的经验，撩拨几下，基本能够判断出一个蛐蛐儿的好坏优劣。

他们把蟋蟀分为三六九等。稍差点的，供给各地花鸟市场；稍好点的，供给一些高级的老玩家；最好的蟋蟀，则被完好的藏起，伺机卖给挥金如土的大老板——这么一条蟋蟀往往能卖出上万元的价格。

虫农虽然有多年的捕捉经验，却难分其中优劣。虫贩子则“剑走偏锋”，买进卖出中，获取巨额利润。

据张洪海透露，虫贩子脱手的蛐蛐儿，最低的利润都达100%。碰到好机会，一条虫子赚取几千块，不成问题。

虫农虽然不是“大拿”，但其收入依然不菲。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擦黑下地捉捕，第二天凌晨4点多收工，在短短的2个月内既可获利2万余元。

在“斗蟋交易”市场的强力驱动下，一批与之相关的行业应运而生：旅店、饭馆、蛐蛐儿用品，形成“斗蟋交易”市场的产业链条，在短短的2个月中，汲取着“斗蟋交易”带来的丰厚利润——每个小店，可收入几千几万元不等。

“斗蟋交易”走向式微

明清以降，“宁津斗蟋”就曾作为宫廷贡品为天下熟知。上世纪90年代，斗蟋文化悄然兴起，宁津蟋蟀频频在各类大赛中拿下大奖。有关资料评选的全国百名将军虫中，宁津虫几乎统领半壁江山。宁津这个古老的蟋蟀之乡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正是看到“斗蟋交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自1991年至1993年间，宁津县便打出了“政府搭台，经贸唱戏，以蟀为媒，群众受益”的口号，举办了3届蟋蟀文化节。可惜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加上众人对此褒贬不一，有甚者称其“玩物丧志”，所以暂时停办，但是民间的斗蟋交易和斗蟋活动并未中止，反而越发兴盛，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始在无序、无节制、无保护状态下大量捕捉。

“涸泽而渔”式的过度开采，已将宁津蛐蛐儿推向倾巢覆灭的危险边缘。

过度地捕捉，加上农药、杀虫剂的使用，宁津蟋蟀的数量、品种锐减。

“如今的宁津市场，真正的本地蟋蟀越来越少，大部分获取于周围县市。 ”来自上海的玩家老王颇为遗憾地说。

更让人担忧的是，基本上这几年在国内的蟋蟀大赛上，宁津的虫很少见了。

66岁的宁津虫农谢殿华，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逮蛐蛐儿卖钱。

“那会儿房前屋后全是蛐蛐儿，地沟边随便扒拉几下，就能找到好虫。现在，在本地逮一晚上，也抓不住一只好的。必须开着面包车，跑到100公里外的地方去抓。 ”他说。

以前虫农抓蟋蟀，以抓大虫为主，碰到母虫和幼虫，一般放生。现在，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只要抓住，就一律不放过。而在蟋蟀市场上，竟然有人专门收购本地的母蟋蟀，虽然一只仅付5毛钱，但仍然有大量捕虫者在数以百计的提供货源。

“这种做法，是在挖本地虫子的根啊！ ”谢殿华痛心地说。

“单纯的‘斗蟋交易\’只强调利益的最大化，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规划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其发展的结果只能走向唯利是图，滥捕滥捉，自掘坟墓。 ”老王发出“警告”。

对于宁津而言，“宁津蟋蟀”是一块极为珍贵的金字招牌，如果因资源枯竭而丧失了，遗憾将难以弥补。

到品牌建树中寻求庇护

其实，不仅仅是宁津，被誉为“中国蟋蟀之乡”宁阳也面临同样的困扰。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逢蟋蟀交易的高峰季节，宁阳一天的蟋蟀交易量就在百万只以上。

宁阳蟋蟀号称“江北第一虫”，随着近几年的无序、过度开发，宁阳蛐蛐儿开始走向“濒危”，捕捉蛐蛐儿的半径，也在逐年扩大。

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逐年锐减，由最初的几十万降到现在的几万元。

因此，如何防止蟋蟀资源的过度开采，以成为两地政府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

记者在与业内人士交流中，他们一再呼吁，不应只把目光锁定在“蟋蟀交易”上，而忽视文化品牌的建树。因为没有文化和品牌，就难以形成稳固的产业链条和持续的发展动力，也失去了政策支持的前提条件，斗蟋活动必然走向死胡同。

宁津，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便意识到这种危机，也曾致力于品牌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建树。但是，杯水车薪的零散政策，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阻挡蟋蟀产业走向混乱。

尤其是1993年蟋蟀文化节的戛然中断，更是“雪上加霜”，宁津蟋蟀的开发重又走向无序，打造宁津“斗蟋品牌、斗蟋文化”的事业一度搁浅。

所幸在时隔16年之后的2009年，宁津县应各方呼吁，把继续举办蟋蟀文化艺术节提上日程，并在这一年的9月15日，重新开办被赋予崭新内容的宁津蟋蟀文化节。

在这次文化节上，宁津被授予“中华蟋蟀第一县”，在品牌建树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今年，宁津老曲新唱，将“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的吉尼斯纪录揽入怀中，再次叫响“宁津蟋蟀”的品牌，蟋蟀身上蕴藏的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宁津对外开放的平台得到进一步地扩宽，宁津县的知名度获得更大的提升。

或许，只有让蟋蟀资源在建树品牌中得到庇护，让地方政府在发展民俗文化中获得收益，让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量在蟋蟀品牌的吸引下，得到更大范围的集聚，“宁津蟋蟀”才能越唱越响。□本报记者 任立松 本报通讯员 宋立忠 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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