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广安蚕丝业崛起第一人 近代实业家杜仰山事略

这里原是气派的杜家大院，如今已残垣断壁、芳草萋萋。

祝家沟专门养蚕的三合院，如今已物是人非。

□申庆云文/图

晚清，广安石笋杜太翁育有五个儿子，生活艰辛，负担所有孩子上学很困难，只得让三个稍长的经商，两幼子读书。子孙中，“学贾称雄货殖，读书蜚声庠序”，二子杜仰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杜仰山是广安近代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后专注蚕桑业的发展，植桑二十余万株，独力创办“同德蚕业社”，训练生徒千余人，又与蒲殿俊、张式卿创立广合丝厂，所产生丝闻名蜀中，远销海外，为清末民初推动广安蚕丝业崛起第一人。

A

15岁赶“转角场”10年后货郎变商董

杜仰山（1864—1954），名人品，排行第二，人称杜二老爷，是近代广安著名乡绅。他勤劳先富之后，带动乡民弃烟种桑，推动蚕丝业崛起，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杜仰山的父亲身体不好，无力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母亲摆摊卖点酱油、麸醋、咸菜等，以资家用。清光绪五年（1879），15岁的杜仰山就开始肩挑背负去赶“转角场”，做点小买卖。其孙杜懋禹回忆说，爷爷创业的时候相当不易，最初经营纸钱冥币时，常常夜以继日自己打制；冬天，因衣衫单薄，则把大叠的草纸捆在身上御寒。生意本钱不够，爷爷就参与民间打会（一种筹款方式），筹集部分资金，赚了铜钱就埋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就这样日积月累有了一些资本后，爷爷便在别人的船上搭载些货物，逐步扩大了经营范围，生意逐渐走上轨道。

石笋场地处邻水、蓬安、营山、大竹等县的古道上，自古就是花桥、龙台、恒升、东岳等地商品集散中心。杜仰山吃苦耐劳，性情谦和而又豪爽，在石笋场颇有人缘，生意上也逐渐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到清光绪年间中期，他便成功进入了货殖之场，开设了“杜同德号”，由货郎而成商董经理。因为替大巴山民排难解纷，山民们送给杜仰山两只木筏的树料，他便用这些树料在石笋街上修建了三进的杜家大院（即后来的石笋供销社），挂出了“杜同德号”的金字招牌。

在此后的10余年间，杜仰山的信誉日著，获利益饶，有钱购置田业，家道越来越丰裕。其后，他再投入资金，先后创办了三益火柴厂等多个实体，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他还曾出任渠河运盐公司董事，及广岳渠竹四县的广栈经理，保障了地方货畅其流。但杜仰山富而不骄，依然心胸宽广，热心公益。清末，人闻“革命”而股颤，他却公然聘请秦炳（黄花岗烈士之一），出任石笋初等小学教师，为革命党人提供活动场所。他还与四弟、人称“杜善人”的杜人纲，共创崇德女子小学校及半日学校，发展地方教育，造福乡梓一方。鼎革时，他大力支持民主革命家、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张澜，创设团练传习所，亲送广安子弟50余人就读，学成后对地方安定发挥了作用。

B

植桑二十余万株提携乡民减贫致富

杜仰山勤劳先富，于地方功德最大者，莫过于带动弃烟种桑，提携乡民减贫，助益父兄致富，推动广安蚕丝业崛起。

中国古代，农桑并重，丝绸之路，衣被天下，享誉世界。到晚清时，四川的蚕桑却日渐衰微，至一蹶不振，蚕丝价格不到江浙的一半。广安旧志记载，只有“苏家场、代市、花桥三处春蚕，出丝黄白莹然”，其他地方都遍植罂粟。

其时，杜仰山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他为什么要在蚕丝实业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倡议栽桑建园呢？

根据史料，笔者推测，其缘由有三。其一，杜仰山亲见合州蚕丝业的突飞猛进，并深受张式卿先生的影响。张式卿是晚清举人，实业家、历史学家，其旅居京沪时，从《上海农报》得知，上海生丝每担值银七百二、三十两，而川丝每担只有三百四、五十两，价格相差悬殊。张式卿感慨良多，决定有所作为，遂考察浙江蚕桑，游历日本各蚕桑学堂、缫丝机械厂，学习技术，选购良种，聘请技师，购买缫丝机械，回川创办蚕桑学校，倡导实业发展，合州的蚕桑业也因此迅速跃升为全川之冠，清政府授予他“三等商勋”，称之为“川中蚕桑之父”。杜仰山至合州、重庆的商旅途中，耳闻目睹，深受触动，便决心在广安也投资蚕桑实业，并邀张式卿入股，创办广合丝厂。

其二，作为商人，杜仰山知道日本蚕桑之盛，更明白蚕桑获利之丰厚。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有一段回忆，说杜仰山曾为五弟筹资，买舟送其留学东瀛。当时，广安有10多人留学日本，见蚕桑远胜故国，尽都信誓旦旦，欲提倡养蚕，让乡民致富。杜仰山大概就是从胞弟的书信中，知晓了蚕桑业大有可为。当然，后来真正见诸行动、并栽桑养蚕卓有成效者，惟杜仰山一人。

其三，禁烟运动之后，杜仰山或许欲以蚕桑代替鸦片种植。杜仰山兼任广安烟膏局长、戒烟局长10多年，清楚鸦片遍乡皆是，“为州出产大宗”，如果禁种鸦片，失去获利之路，乡民们会茫然无措，而推行栽桑养蚕，既顺应了禁烟潮流，又为大家指引了新的方向。商董经理杜仰山知道，桑蚕发展须有相当的产量，方可获得规模效益，如果带动乡民多多栽桑，不仅自家获利，还可代替鸦片种植，让更多人减贫致富，正是利己利人、一举多得的好事。

杜仰山宣传栽桑养蚕，欲带动乡民减贫，自己到底有多大规模的桑园呢？

现代人说杜仰山种桑五万株，同时代人说他有桑二十余万株，而蒲殿俊说，杜仰山“独数年，有桑二十余万株，而赠人分艺尚不入算”。所谓“赠人分艺”，即将所育的桑苗赠送分予乡民栽种，这些是在二十余万株以外。蒲殿俊与杜家兄弟交好，是几十年的同学、挚友，“有桑二十余万株”是他1913年为杜仰山写寿序时提到的，相信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四川大学教授杜仲陵为杜仰山写寿文，也前后几次说到“二伯父植桑二十余万株”。家有多少桑树，自家人应该最清楚，写给杜家人看的文字，顶多是肯定其作为，并不向谁炫耀成绩，想必也不会夸大其词吧。

杜仰山那二十余万株桑树之数，的确惊人，这些桑树又栽种在哪些地方呢？

据杜仰山的孙子杜懋堡介绍，他爷爷当年引进蚕桑良种，雇请百余人工，在大王坡、祝家沟、蒋家坝、望牛坪、二堘崖等地栽桑，发展到上至鲁江沱、下至苏溪河一带。《广安县蚕丝志》记载，乡绅杜仰山买下县城校场坝土地栽桑建园；在广合丝厂周围，栽植了大量桑树之外，还在护安镇的护家坝租地兴建桑园150亩。《广安县志》“蚕桑”一节，至少三次举例，说杜仰山栽桑养蚕，而并未提及其他任何人，可见其蚕桑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广安县内无人可及，其于蚕丝业崛起的贡献，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在采访中，说起杜仰山栽桑养蚕，石笋街上好多老人都如数家珍，都说祝家沟那座两层楼的三合院当年就是专门养蚕的，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哪里是养蚕房，哪里是缫丝的炉灶，哪里放的是瓶瓶罐罐（实验用品）……他们说，有的设施在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时才陆续拆去，有的设备前几年才毁掉，换种砍伐的那些老桑树，有的直径“就有洗脸盆那么大”。为养蚕，杜仰山还专门修挖了堰塘，还准备挖隧道，直通石笋街上。其孙杜懋禹曾听他父亲说过，杨森的侄儿杨汉忠也曾在他们家学习过蚕桑业，还做过管理，之后才投军当了师长，参加抗战立了功。

C

创办广合丝厂推动广安蚕丝业崛起

旧时，农民多信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杜仰山大张旗鼓地栽桑养蚕示范，加之“杜二老爷”“杜同德号”的声誉保障，杜家所育桑苗又免费分赠，更有一两生丝一两白银（十六两秤）的利益诱惑，于是，大家纷纷弃种鸦片，栽桑养蚕。

广安养蚕的乡民越来越多，而新引进的良种蚕桑又需要一定的技术，专业人才的稀缺亟待解决。笔者在广安档案馆翻阅清朝档案，其中记载有一件事与之有关。举人蒲万金曾倡议官民投资，租佃明月乡庙产土地，设立蚕桑传习所，“集股分润”。辗转半年申请审批，刚刚招生34人，开学仅3个月，就有和尚反汗，纠众毁桑，殴伤多人，叠成讼案，竟不知所终。

其实，杜仰山对人才储备早有准备。他先送长子杜文焠就读于四川勤业建设蚕业学校，再让侄儿杜文锰进入四川高等蚕桑学校，二人毕业后帮助杜仰山发展和经营蚕桑诸务。由此可见，彼时的杜仰山常年雇请100多人栽桑养蚕、独力创办“同德蚕业社”时，他既有专业教师，又有现成的实习基地。所谓同德蚕业社，即蚕桑技术学校，由杜文焠任社长（后任广安农会会长）。

杜仰山开办的同德蚕业社“训练生徒千有余人”，分散各乡镇村舍，服务于乡民蚕农，无疑是一支庞大的技术人才队伍，是推动蚕桑业崛起的骨干力量。

宣传弃烟种桑，鼓动示范养蚕，乡民都乐于跟着杜仰山走，能够获得实际利益吗？

广安那时没有茧庄和丝厂，要把蚕茧变成银子，仍要受制于他人。土法缫丝，规模小，质量差，产量低，卖不到上海去，获利依然不多。杜仰山对此也早有考量，在他决定栽桑养蚕时，就与张式卿先生有过商讨和策划。据杜氏家谱记载，杜仰山在“清宣统二年（1910）初，又与蒲伯英（殿俊）先生暨合州张式卿先生，诸人创立“广合丝厂”，杜仰山先后任厂长三年，“所制之丝，固以著闻于蜀中，而络绎运售于国外”。广合丝厂厂址在县城河东老关庙（原广安氮肥厂），名为“广合”，意即广安、合州联合创办。

从此，广安州有了第一家近代机械化缫丝厂，蚕农就不用担心蚕茧卖不出去。《广安县志》记载，广合丝厂初建，“有缫丝房12间，木制脚踏连动缫丝机100台，雇请工人120名……民国十三年（1924），广合丝厂已有缫丝机180台，工人200人，年产生丝100箱（每箱15公斤）”，生产的“虎头牌”生丝运往上海销售。其时，一两生丝价即一两多白银，可见其销量和盈利不菲。

广合丝厂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之后，州内大小丝厂如雨后春笋，增至10余家，年产生丝200箱以上。由此可见，清末民初，广安蚕丝业之勃兴，也可想见弃烟种桑之成功，且完成了蚕桑旧业的现代化改造，不仅让不少人兴业减贫，还在客观上重击了鸦片种植。

民国二十年（1931）后，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日本蚕丝大量倾销，上海丝价波动很大，广合丝厂因此关闭，其他丝厂也随之沉寂。其时，杜仰山已近七旬，因无人接掌帅印，他便逐渐淡出商场，崛起的广安蚕桑业再度下滑，跌至低谷。1935年，尹良莹入川，振兴蚕桑实业，他选择在南充推行蚕桑改良试验，广安蚕桑实业失去了再次崛起的良机。

杜仰山推动弃烟栽桑，诚如杜仲陵所说，二伯父“树桑育蚕，法度充于樊重；厚生利用，思裕家邦”，的确不愧“教守一艺，比邓禹之高踪；喻业四民，追颜介之庭训”，应该说，其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参考文献：《广安新州志》《广安县志》《广安蚕丝志》《杜氏族谱》《“多宝道人”杜钢百》等。）

【注释】

①樊重，西汉末年人，做事很讲究法度，善于经营家业，富而不矜，乐善好施。

②邓禹，东汉功臣之首，不修私产，不谋私利，有子女十三个，都教以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

③颜介，即颜之推，字介，著《颜氏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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