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技术含量与精神分量

□郑连根 王俊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1984年的央视春晚，香港歌星张明敏凭着演唱这首《我的中国心》声名鹊起，红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具体的事物能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象征，其背后必有深刻的原因。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长城。

说起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秦始皇——“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是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桩历史大事。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秦始皇并不是第一个修建长城的人，长城的历史比秦始皇还要早很多。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朝取代商朝之后，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修建了连续排列的城堡，这种连续排列的城堡当时叫“列城”，可以说是长城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根据各自的军事需要开始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修建长城的诸侯国是楚国，他们修建的长城当时叫“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诸侯国家也修筑了长城，这些长城在史学上被称为“诸侯互防长城”。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相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的同时，又在北部边境修筑了“拒胡长城”。这一时期的长城，长短不一、高度各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为了与后来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相区别，史家就称这时的长城为“先秦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大秦帝国，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修建了许多大型军事工程，其中就包括修建万里长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令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随后又修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并非全部重建，而是将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原本修建的长城重新修缮并连接了起来。这个时期的长城，史学家称之为秦长城。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问：说长城是中国古代大型的军事工程没问题，说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没问题，可为什么说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呢？修建长城，难道也是一件科技含量很高的事情吗？

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修建长城确实不需要太高的科学技术。可是，在科技水平远远不及今天的古代，修建长城确实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准。秦始皇修建的长城，可不单单是绵延在中国北方的一堵超长的高墙而已。长城不只是一道简单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为了起到军事防御的目的，修建长城就特别强调“因地形，用险制塞”原则，也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来科学地加以施工。比如，长城上的关城隘口，其选址绝对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或选在两山峡谷之间，或选在河流转折之处，或选在陆地往来的必经之处。之所以选择在险要之地建关城隘口，目的就是为了易守难攻，这就要求懂得军事技术。此外，修筑长城还要充分地利用地形、地貌，比如，居庸关、八达岭这些地段的长城，就都是沿着山脊修建的，这就充分地利用了山势做了天然屏障。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修建长城时，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方面也要很好地贯彻“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比如，长城的建筑用料，有的地段是夯土，有的地段是块石，甚至在沙漠地段，还有用红柳枝条、芦苇等作为建筑材料的。将不同的建筑材料，用不同的结构方式构筑成一个整体，在横贯万里的空间上能建成如此巨大的工程，这在2000多年前绝非易事，需要极高的建筑技术。长城的成功修建，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平原筑城技术和山地筑城技术已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自秦始皇以后，历代统治过中原地区的王朝，几乎都修筑过长城。有人做过统计，如果将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应在10万里以上。而这其中，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特别有名。

汉长城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汉武帝统治期间，连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将匈奴驱逐到了漠北。打败匈奴之后，汉朝修筑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的长城。

由于历史久远，秦长城和汉长城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长城就是明朝修建的明长城。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明朝的边境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明朝花大气力修筑了长城。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份，墙体总长度6000多公里。

还有一事需要做一些交代，那就是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关系。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在中国北方，它的地理走向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大有玄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当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再次审视考察长城的时候，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长城的走向竟然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度吻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区地区的分界线，也是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界线。这条等降水量线以南的地区适宜农耕，而这条等降水量线以北的地区就无法农耕，只能游牧了。如此一来，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长城这座中国古代最巨大的军事工程，恰好建在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线上。它既是上天借秦始皇之手画出的一条气候之线，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攻守之线。正因如此，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也就成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城镇。可以这么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既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地理界线，同时也为双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场所和方便。

自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一面修建赵长城，一面号召赵国人学习“胡服骑射”；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和北方的匈奴时而发生战争，时而恢复和平，战争时双方兵戎相见，和平时双方就和亲。用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战争与和亲都是交流，只不过是不同的交流方式而已。交流的最终结果就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原的农耕民族学习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的文化，游牧民族也学习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的文化。长期互相学习的结果，便是凝聚成了一个地域更辽阔、结构更复杂、规模更宏大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郑连根系山东文化学者、王俊杰系山东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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