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我兼任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的缘故,常有青年作家把自己的新作赠我。责任感促使我不敢怠慢,总要抽挤时间阅读。每每阅后心情难以平静,与作者同感同受地高兴,引以为誉,引以为慰。一个城市的文学,是这个城市精神的意识载体,尽管它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为世俗仰视,但对未来的昭示确是潜质性的东西。我庆幸兰州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默默地探寻文学,把浮躁化为理性,在当下实属难得。
一次采访的机会,郑新送我一本他的新作《国家任务》,信手翻阅,竟被书中的文字降服,爱不释手,一口气读了大半。掩卷思考,后生可畏可敬,相见恨晚。我不善文学评论,常常避之不及,此时竟有写一篇书评的压力,心中的感受不吐不快。
《国家任务》一书从历史、现实,多角度、多层面地对定西地区的生存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记述,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中,对定西的历史,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状态的沿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左宗棠发出“陇中苦,甲天下”到刘郁芬的“哀此边民,誓于同归”,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对定西的关怀到引洮工程,从农业学大寨到退耕还林,从平地整地到母亲水窖……各级领导不甘对穷山恶水俯首称臣,百姓的无奈挣扎,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定西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几乎闻名于天下。在《国家任务》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单纯地罗列贫困,罗列与贫困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为贫困张目,而是理性地看待贫困,理性地看待与贫困相关的人物事件。定西的贫困,相对于人类而言,是理性与荒谬较量的产物。理性地分析贫困,寻找人类的生存出路,与大自然平等对话,共荣共存,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书中,人类的意志,没有被无限制的标榜或恶意鞭挞,大自然的力量也没有被渲染到人类的力量无法企及。和谐和理智,是人类和大自然都必须遵从的共同法则。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使人类放弃生存的信念,他们在努力探寻,只是茫然,还有那因为茫然而产生的盲目冲动。他们终于在潜意识中觉醒了,环境恶化不是大自然的恶意报复或者恶作剧,而是大自然呼唤人类惊醒的呻吟。对科学的企盼,是人类对理性社会的企盼,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企盼。
透过全书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愚昧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并非乏善可陈。愚蠢和贪婪,人类本性中的原罪才是郁郁葱葱的世界变成荒凉凄惨的元凶。在历史沿革的长河中,往往是精英人物自鸣得意的时候,愚昧与狂热便使人类的原罪喷发,良知则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简或发出一些呻吟,却被指责为病态。自食其果是无奈的选择,不足为奇,无需指责故人,“昔人己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没有人对过去的历史负责。理性的社会构架,理性的生存模式,理性地与大自然对话,才是唯一出路。唯如此,定西幸许会拥有一片生命的蓝天。
作者在书中记叙了一些普通的人物事件,如果用现代人的生存模式来看,愚昧而无知,甚至有点荒诞。那是贫困造就的恶果,是他们担当了历史的重负。透过他们苍白而迟钝的脸,还有那弯曲的脊梁,我们似曾看到人类精神被大自然折服后的无助与懦弱,逆来顺受,默默无语,然则却丝毫没有放弃希望。他们承受的是双重折磨,一切都是为了希望。遐飞我们的思绪,便可以看到一幅幅黄土勾勒出的图画,有写实派的,也有印象派的。但画中的人物,莫不用渴求的目光,仰望蓝天。他们像受难中的基督,痛苦是对明天祝福。祈祷复活不需要任性与狂热、乞求与恩施,靠的上帝博大的胸怀与人类精神息息相通的仁爱。让所有的生命与人类共同分享阳光吧,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上帝。
郑新是一个记者,曾在定西挂职两年,他用极具文学潜质性的眼光,身处此地,从定西的历史轨迹,用理性的思辨,写成了这本《国家任务》,很值得一读。作者从文化的源头,寻找精神的源头,从历史的源头,寻找生存的契机。平视人类与自然,而不是把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这就叫理性。站在现实的圆点上,用现代人的功利思想去评判历史,是好大喜功者的专利,充其量只能发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历史向来不崇尚妄论,遭报复的最终是人类。所谓自食其果,就是针对人类的无知而言。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把握,不仅得到人类的认可,也得到大自然的认可。
郑新书中描写的小人物,平庸而简约,甚至单纯得有点像黄土雕塑,但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实践着人与自然的对话,幸许他们的觉醒是在浑然不知间,但盲目的觉醒总比狂热和肆虐要好。觉醒总归会有明确的文明向度,狂热或肆虐终究要成为历史的破铜烂铁。
郑新还年轻,希望不要放下手中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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