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学的几个关键词——在甘肃首届文艺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甘肃省山大沟深,处于黄河的上流,社会状态,包括人的心理,大多还处于前现代,尤其一离开兰州,往四面一走,那种乡土味扑面而来。这与在东部、南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此,甘肃文学的第一个大特点,就是乡土味。很多人也以此自豪,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不是真真如此呢?其实,认真阅读甘肃的文学作品,“民族”也没有,“世界”更谈不上。如何描写乡土,如何超越乡土,或者说,甘肃作家如何描写甘肃,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重要内容。甘肃地域广大,风情差异亦巨大,河西,与甘南,就是两个世界,能不能写出他们各自的深层特色,而不是表面的差异,这需要作家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广阔的眼界。一个没有“世界性”的作家,也无法写出“民族性”来。这方面,武威作家做得比较好,如雪漠的《大漠祭》、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

我认为甘肃作家在挖掘本土资源方面做得不够。甘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实,可缺乏有耐心,甘于寂寞去挖掘的人。一位作家,要真正写出自己的作品,还是要从自己熟悉的地理位置入手。鲁迅说,选题要严,开掘要深。这里关键是“深”。莫言的作品就建基于一个高密东北乡。他说,即便北京发生的故事,他只有放到他的高密东北乡,他才可以写下去。

庆阳有一个董志原,那么大的原,陇东那么深远的文化积淀,可是有几个庆阳作家能够沉潜下去呢?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在长安县等地查资料,看县志,走村串巷,闭关6年,终于撰写完成《白鹿原》。杨显惠早年生活于甘肃,后来远走河北、天津,但甘肃的文化地理一直吸引着他。他每年自费来甘肃,走访河西、定西、甘南,完成了三部曲《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优秀作品。有一次,阎连科给贺雄飞说,夹边沟这个题材我如果知道的话,我也可以写好。杨显惠说,这样的题材,中国遍地皆是,你河南的信阳事件,就在那里,你怎么没有写?

兰州作家写兰州,都不用真实地名,都不敢写这条黄河。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用真实的地名,张存学主席给我出的题目是:甘肃文学品质的提高与传播。甘肃文学的传播,比较好谈,但甘肃文学品质的提高,就不那么好谈了。因为在有些作家的心目中,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的作品品质有问题,而且还比较低。所以,这里,我只是泛泛而谈而已。才识有限,甘肃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太多,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宏观想法,抛砖引玉,希望后面大家能够贡献精彩的发言。

但写的是自己的小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不是真实的东北乡,他写的是他的文学地理。他们不能只知道“故事”,应该写出“故事”后面的文化。我曾经说,兰州作家谁能写活一条黄河,谁就成功了。天水王若冰写渭河传、秦岭,不管写得好不好,这种自觉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甘肃文学自豪的是乡土,可惜这两个字却并没有做足、做够。有人说甘肃作家太聪明了,缺乏一种傻劲,可以顽强地挖下去的傻劲。甘肃作家与这片土地,总是有一种隔膜,在作家与土地的关系上,似乎某个环节断了。老子说,大智若愚,章太炎说,以愚自处,都值得我们三思之。

至于什么是现代性,昨天我主持的“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从卡夫卡、帕慕克文本谈起”分论坛,大家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讨论,尤其高尚、林少雄、李汶芮等同志的发言都很精彩,这里限于时间,不再展开。

甘肃文学整体看,还是缺乏一种现代性,依然是一种被人同情的文学,而不是让人尊重和学习的文学。甘肃作家一定要打破自我封闭,走出小农意识的山大王思想,积极投身文化交流,要海纳百川,不拒细流。顾炎武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就作家来说,本来知识严重滞后,思维非常固化,视野极其狭窄,却极端自负,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但不吸取新的知识,而且丝毫容不得批评意见,甘做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之大。就甘肃作家而言,大多数阅读量很少,他们说,作家和学者不一样,不能读那么多书。但不阅读古代的经典,怎么能接上文化的脉络?不阅读当下最新的著作,怎能融入世界文化潮流?鲁迅的伟大,也在于他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同步,甚至还有超前。

甘肃的文化交流太可怜了。这两年虽然有所改观,依然不容乐观。虽说文人易散不宜聚,但那种文学的文化的交流还是非常必要的。你在北京、上海,你融入的是世界文化中心,你在甘肃,你只能融入到全国文化中心,我们的信息、资源相对于他们,要落后好几年,你拼命超越自己,都因为文化地理的先天限制,能超越多少都很难说。如果你稍微自我感觉良好一下,再回头去看,已是百年身了。所以,我经常说,仅凭才气写作,不会走多远的。鲁迅、莫言的文学创作,绝对是面向世界的,莫言这方面的努力,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他在小说技法上的努力,是世界性的。至于鲁迅,他本来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是站在世界文学前沿而写作的。他的《野草》的现代性,《故事新编》的后现代性,至今能超越者不多。他的超越性,他对文学的理解,都是非常开放,而且非常世界的。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依然闭门造车,依然做井底之蛙,是极其可笑的。民族性、乡土性,如果没有“世界性”作为前提,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看重作家的文化修养,作家的气象呢?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有了大的气宇,他才可以想到民族,想到人类,想到更远的事情；他才可以有爱,有温暖,有批判。如此,也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古人说:士先有器识然后才有文艺,不是虚言。为具体的政策写作当然不会有好作品,但为市场写作更不会有大师诞生。当一个作家有了博大的胸怀时,他才能一览众山小,他才能知道自己的分量,自己的不足。

第二个关键词现代性

第一个关键词乡土

大家知道,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发展的两翼。但就甘肃而言,批评这一翼明显的力量不足。一是,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管理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创作,而不太关注批评。他们有一点力量,虽然这一点力量不是很强大,但也首先给了创作,而不会给批评。包括在评奖、评选拔尖人才、职务安排等等,都不是很在意批评人才。这一点与陕西、山西相比,差距就很明显了。比如,陕西批评人才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出来,也得力于本土批评家。而我们的有关部门都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总是借力于外部批评家,而漠视或无视本土批评家。这也是本土批评家流失、转向、停笔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本土作家艺术家对评论家的漠视、蔑视,还有对评论这一职业的误解。在甘肃很多作家艺术家的眼里,评论家就是依附于他们而存在,评论家就是歌颂家。他们似乎不懂得评论的独立性,不懂得评论是一个自由的言说。当他们需要评论时,他们会找上门来,但当他们不需要时,他们根本想不到评论家的存在。而且他们一般只需要赞美,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批评,他们就很生气,似乎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他们觉得自己是创作,而评论家不是创作,只是他们的马仔。如果有评论家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一般不正面反映,而是采取底下窃窃私语的形式,对评论家造成某种人身伤害。把一个很严肃的文学讨论,变成了无聊的个人是非。

有某青年作家在公开论坛发言说,他瞧不起评论家,评论家在心智、情感等方面都无法与作家匹配,还说,没有作家,评论家何在?(大意)当时,我真想说的一句话是:我深感遗憾。因为说这样的话的作家,最终受伤害的是作家,而不是评论家。在文学领域,大家都是个体,不要用群体来提高自己虚幻的伟大感。比如我们现在那么众多的评论家,要与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相比,那真是不匹配。但某些作家要与别林斯基、勃兰兑斯、韦勒克、胡风、刘勰等评论家相比,恐怕提鞋也不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没有说,有了大师了,别的都应该闭嘴,那样的话,我们有了那么多的大师级作家,当今那些还在跋涉的青年作家就应该闭嘴。契诃夫说了,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小狗并不因为大狗而不叫。中国古人说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海为什么伟大?就在于它可以做到海纳百川。至于说,没有作家,评论家何在?这样的话,真是荒唐可笑,弄文学到了今天,还是这个水平,让人羞愧。其实,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从另一面来说,我倒挺尊敬他,因为他毕竟天真、真诚,敢于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虽然它非常荒谬。他没有像某些作家那样两面三刀,口蜜腹剑。

我认为,评论与创作,绝对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来自生命的言说,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公开批评我的观点。甘肃文坛的死寂,就是没有冲撞,没有交锋。三是,甘肃的评论家缺乏一个有力的阵地,缺乏一个言说的平台。这也是我们的评论力量弱小的一个原因。现在终于我们有了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么一个组织,有了《甘肃文艺》这么一个刊物,虽然它是内刊,但有总比没有好。当然,还有《飞天》《甘肃日报》等报刊。提高甘肃文学艺术创作的全国话语权,必须先要增强甘肃文学艺术评论的力量。

李国平说,一个文化区域的文学批评应和它的文学水准、文学高度成正比,“成正比是正常的,不成正比是不正常的。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同步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王愚、畅广元、刘建军、李星、费秉勋等一代批评家,就不会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所达到的高度。应该在具象的层面看待陕西文学批评家的作用,更应该在更高的层面看待陕西的文学批评。一代批评家和同代作家一起,开创了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的新气象、大气象。‘陕军东征\’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可以说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风气的滋养和培育。”李国平的这段话,也值得我们甘肃文学艺术家反思。

陕西省当年曾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评论小组,多次针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创作召开座谈会。李星回忆说:“就是批评,提出他们的问题,记得在太白会议上,针对陈忠实当时创作的问题,把他批评得那叫一个严厉啊!”后来,“笔耕组”批评的作家都成为了陕西文坛的中流砥柱。(《文学式微的今天,陕西文学评论将何去何从?》

当然,就甘肃文艺评论而言,也是存在很多问题,思想穿透力的薄弱,视野的狭窄,批评方法的落后,对文学创作缺乏一定程度的同情与了解,过于依靠理论说话。这都是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争取改变甘肃评论落后的现状。

甘肃文学传播的滞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新闻报道的落伍,作家的羞于推销自己,出版业的计划经济性质。

甘肃省的文学新闻总是满足于报道一些消息,而缺乏关于文学艺术的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或局限于整体报道,而少个体的推介。这里,还包括我们的出版社。当然,这些现象都在改变中。甘肃的传媒、宣传也需要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如今是一个传媒时代、高科技时代,甘肃的文艺发展,也必须依靠E时代的传媒广而告之。这次,甘肃文艺评论家协会,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合办首届论坛,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西北师大传媒学院以自己的传媒力量深度参与、宣传这次活动,这是一次进步。我们再不能那么清高了,我们要介入社会,也要介入媒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要自己亲自编写一册书《盛典——诺奖之行》,来宣传自己。莫言是很懂得宣传自己的,也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如何与评论家打交道,如何与翻译家打交道。他对评论家、翻译家,都极其尊重。即便对他严厉批评的评论家,也很少口出狂言詈语。贾平凹相比而言,就欠缺了很多。这也是他的国际影响比莫言小很多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的宣传必须堂堂正正,大大方方。那种偷鸡摸狗、歪门邪道的东西,就不要做了。

这个问题不多谈,希望后面大家多谈谈。

第五个关键词传播

第四个关键词评论

甘肃的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这种农裔身份,对他们的创作既有先天的优势,但也有很大的劣势。我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农裔作家很容易为名利所俘,走向博大、伟大的路往往是那么的难。而他们先天的权力崇拜情结,和长期沉沦底层带给他们拼搏的强大动力,使得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改变贫寒家庭与出人头地的愿望,让他们尚无暇顾及艺术,更无论对乡土文化的深入反思,对乡土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思考,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经不起反复阅读,无法接受多重角度的阐释,对读者的灵魂也没有深刻的触动。”

我认为一个作家不是为一个地区写作,也不是为一类人写作,他应该是为人类写作,为自己的灵魂写作,应该有大的视野、胸襟,不要先天地局限自己。为什么那些有着综合文化素养的多元文化的边缘身份的作家,往往能够突破临界点,成为一代大师,就是这个道理。鲁迅、张爱玲、奈保尔、库切等无不如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一个作家,最怕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自己的自我封闭。我们不占有天时地利,我们从自己做起,奇迹也是会发生的。新疆的周涛、宁夏的张贤亮、青海的昌耀,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并不是本地人,他们都是外来户,我们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为三省的包容佩服。张贤亮、昌耀的苦难,或自我放逐,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我们甘肃作家有这个勇气和耐力吗?

甘肃文艺出不来在全国有巨大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与我们的艺术家素养的不够极有关系。我一直说甘肃文学的45岁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甘肃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成就一般都在45岁以前就完成了,之后基本就处于一种惯性写作状态。为什么如此呢?他们不像那些大家族出身的作家,如曹雪芹、鲁迅、巴金、张爱玲,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与熏陶,使他们很早就看穿了所谓伟大崇高后面的荒唐无耻。他们写出的文学就是深刻的文学,不仅仅是生活现象的流水账或表扬簿。文学创作要求时代性、民族性、个人性,更强调超越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西部文学批判得非常严厉。其实,从内心说,也是在批判我自己。作为农家子弟,承载着太多的落后文化、陈腐文化,如果不从这种文化基因里摆脱出来,艺术的创作就很难有大的成就。

雷达先生说,甘肃的土壤太贫瘠,可能无法长出参天大树。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我觉得甘肃作家的小富即安思想,容不得批评家批评的心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看陕西,肖云儒、王愚、李星、李国平等人,与作家的关系,就是一种朋友兼诤友的关系。李建军当年严厉批评陕西文坛,陕西的报刊大幅度地报道,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会议发言,最后整成了一个全国新闻。这无论对陕西文学,还是对李建军,其实都是一个好事。他们的冲突,都在明处。我想,李建军的批评,肯定对贾平凹有比较痛苦的触动。李国平说:“文学批评相对于所居的文学生态,应起到传播和启发的功能,起到智库和思想库的功能,它刺激一个区域的文学生长和成长。”

第三个关键词农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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