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访 马步升小说的幽默精神

《小收煞》 马步升 著 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版马步升，甘肃合水人，生于1963年，修过历史、哲学和文学，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著有小说、散文及学术论著约600万字，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20多次。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小说《青白盐》《一九五O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等，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等，学术论著《走西口》《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刀?

马步升的最新长篇小说《小收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坐车去城市另一头的书店买这本小说时，正是七夕节，街头更多的人手里捧的是玫瑰。在拥挤酷热的公交车里，一本塑封还未开启的小说在手里一再打滑，不禁怅然：比起玫瑰，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

何谓小收煞？一部戏的一折谓之“小收煞”，圆满结局谓之“大收煞”。网络时代有个俗语：“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由个体的人演绎而来的历史也是戏，自有其起伏与急缓。细读文本会发现，马步升确实是将家族史当戏来说的。每个人物有各自的唱腔和脸谱，甚至台步，而舞台背景设置在民国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初的陇东员外村。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马素朴，作为富家大户子弟，他是民国年间方圆百里唯一在北平读过名校的才子，被乡亲誉为“活圣人”。不幸在读书期间染上毒瘾，因此荡尽家产，又被乡亲视为“活死人”。新中国戒毒令颁发后，他立志戒毒。然而，从他那里得到土地和财产的原先的穷人，却大肆吸毒，并以此为荣。这使马素朴认识到改良国民精神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他积极投身于乡间的扫盲运动中，由“活死人”，再度升格为“活圣人”。

关于《小收煞》，马步升承认90%是真实的，10%的虚构也是有根据的。西方新历史主义者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批评，并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形成“互文”关系，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当然，这样说并不是鼓动读者拿这本小说当史书来读，也不是试图将这本小说装进某一理论的筐篮里。只不过，因于作者本人的历史研究背景，在这本小说中，历史与文本之间确实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以“戏”的场面感和“戏说”的幽默感勾连起来。在整体的小说氛围中，始终萦绕着一种“围观”甚或“看热闹”的气氛，即使有时“观众”并不在场。

我们进一步来围观这部小说。在《小收煞》乃至马步升以往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一种态度——不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他的叙事保持了一贯的戏谑风格，倒不是没有“收煞”的刻薄或油滑，而是建立在语言、修辞及细节之上的滑稽感或喜感，这一效果有时是通过上下文语境呈现出来的。比如马素朴被执行假枪毙时的心理状态描述：“令他甚觉荣耀和自豪的是，枪毙他的人是一名军官……虽然犯的是同一桩罪，虽然同时挨枪子，我待遇还是比别人高嘛。”类似的叙述，时不时会跃出阿Q的影子。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在《小收煞》中，一段历史的庄严被诙谐地陈述出来，反之，带着小说文本去反观一些历史场景，发现其本身也充满了诙谐意味。在众人手捧玫瑰的时间和地点，有一个人拿着一本还没阅读的小说出现，是不是也充满了诙谐意味？它是真实发生的，也可以成为一个小说片断。

马步升：建立在不可虚构部分之上的虚构，才是小说的精髓

兰州晨报：你曾写过《一九五○年的婚事》，直接在书名中点明了时代背景，而《小收煞》一个重要的时代节点也在1950年。这一选择更多来自文学需要还是你多年的历史研究？

马步升：首先来自历史研究，因为这是政权变更后的第一年，旧的一切在大规模荡涤废弃，新的一切在紧锣密鼓草创和确立。在历史研究中，我发现了历史学自身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是史学所要求的宏大叙事，往往让历史叙事粗线条化，概念化，历史的细节被合情合理地遮蔽，而被遮蔽的细节，有可能才是主导历史走向的关节点。史学有史学自身的纪律，明知如此，也只能这样。而史学无法或不方便叙述的部分，恰好是文学叙述的长项。我的这两部长篇，都把时间节点锁定在1950年，正好避开史学叙述的拘束，放飞文学的翅膀。

兰州晨报：《小收煞》的主体以《陇东断代史》的题目在杂志上发表过，《陇东断代史》这一命名是否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小收煞》“史”的特征？请谈谈两本书的差异。如果选择，你愿意将哪一个列入“陇东三部曲”？

马步升：这两部作品其实是一部作品的简繁本。《陇东断代史》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发表长篇小说是很占用杂志版面的，而十六七万字的篇幅，杂志可以接受，这部作品的净字数大约为23万字，也就是说必须压缩四五万字。划掉一些情节后，小说本身简练了，但史的意味加重了，文的分量减轻了，编辑建议以《陇东断代史》为题。《小收煞》是完整版，根源于史，而表述为文，要归入“陇东三部曲”序列中，还是《小收煞》妥当。

兰州晨报：书中涉及关于起居、饮食、药方、窑洞民居形式等许多民间资源。这部分在小说担当着怎样的叙事功能？

马步升：要将一个时代描述准确，必须尽量还原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到人们的衣食起居言行方式，等等，首先要经得住史学的考据。长篇小说如同建造高层建筑一样，地基必须稳固，那么，这个地基便是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比如，我在两部作品中，分别以新婚姻法和戒毒令的颁布为时间起点的，那么，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虚构的，要经得住史学的检验。也只有建立在不可虚构部分之上的虚构，才是小说的精髓。

兰州晨报：在这部小说中，你似乎有意运用了大量陇东方言俗语，不仅是人物对白中不得已才用到方言，而是在叙述语言中也是如此。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样的安排？

马步升：一般来说，陈述性语言尽量要使用规范性语文，必须符合语法规则，必须便于不同地域读者的阅读，而对话类语言，可以适当使用方言，为的是生动、准确，符合人物文化背景和角色性情。当然，也得适当修正，还是要尽量符合法定语文的规范。在《小收煞》中，许多陈述性语言也使用了方言俚语，那是因为叙事角度不同，是作者在代替小说中人物说话，可以视为心声，或学术一点，就是：内叙事。

兰州晨报：这是你又一次以家族为对象的小说。是否可以理解成你对“家族叙事”的倚重？

马步升：对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也许最大的文学资源就是家族史，尤其对于长篇小说而言。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几千年血脉传承，将一个传承有序的家族解剖开来，就是中国通史的一个侧面。我也一样，我本身是学历史专业的，改行搞文学以后，最令我心动的仍然是阅读史学典籍和考察历史问题，也因此，我对中国的家族史有些研究，对我们的家族史也有些考察。我写家族史小说，比较有感觉。当然，我在“陇东三部曲”中，一以贯之的修辞手法都是反讽，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以戏谑的方式消解家族制度的古板和庄严，脱去家族制度的文化伪装，塑造现代人格，张扬现代人文精神。

兰州晨报：在城市生活多年，但你笔下罕有“城市小说”发生；反之，你离开陇东后，在文本上更靠近陇东了。可否就此谈谈？

马步升：我写过一个长篇散文《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详细地论述了这个现象。大意是，当一个人站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回头看故乡时，对故乡的认识可能更清晰更理性更准确一些。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写作资源是自己的童年经验，当一个人开始认识社会经历人生时，所认识所经历的便是自己的生命本身。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陇东农村度过，这个时段的所见所闻是扎根于心灵深处的，在写作过程中，几乎不用怎么费劲儿，这些人和事便会自动跳出来，落在稿纸上。有些评论家说我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多么多么生动鲜活，多么可感可观，其实，我真的没有怎么处心积虑，他们原本就是这样说话行事的，我只是做一些剪裁、梳理之功，使其更加现场化、文学化罢了。相反，我在城市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不是我对城市生活缺少体验，缺少感觉，而是我的兴奋点一直在农村。再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是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无论你生活在哪座城市，无论在城市生活多久，精神血脉，文化传承，等等，都来自农业文明，比如，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古典文史作品，都是农业文明时代诞生的文明成果，我们就是在这种文明成果的滋养下开始人生的。

文/兰州晨报记者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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