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高僧玄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光是佛教领袖,更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
一、西行求法
中国内地往西域最早求法的僧人是三国魏人朱士行。之后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项重要活动,到唐初贞观时代进入高潮。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曾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誉为我国最早的留学运动。他认为:“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按:直至唐代)。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是人类文明一大事也。”这个精神革命高潮的代表就是玄奘。
据《续高僧传》卷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载,玄奘俗名陈袆,原籍河南缑氏陈堡谷,13岁时,被隋朝廷破格录取为僧。15岁随兄西抵长安,之后又跋涉荆、蜀、扬、相、赵、陕等地,游学请益,遍访名师,先后受业于国内13名高僧。长安佛学权威法常和僧辩称赞他为“释(佛)门千里驹”。因为他精通《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被誉为“三藏法师”.但他并不满足,仍苦心钻研佛理,详考其义。他发现诸师之说各有渊源,但隐显有异,以解所惑。他联合数位同道僧侣上书朝廷,请求西行求法,未获批准。贞观三年(629),关中遭灾,庄稼绝收,饥民遍野,朝廷无力相救,唐太宗下诏,灾民可以四处寻食,自行求生。玄奘夹杂于饥民中西行,离开长安,时年28岁。玄奘经姑藏(今甘肃武威)沿河西走廊,越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冒死出国。途中涉历世界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人马俱绝。他孑然一身,望着尸骨马粪前行,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万难不惧,历时4年,穿越数十国,终于抵达天竺(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他拜该寺主持、印度最有学问的“正法藏”、年逾百岁的戒贤法师为师。戒贤破例专门为他讲经15个月。玄奘在此苦读5年,广纳百川,不耻下问。642年,他应北印度戒日王邀请,参加在曲女城(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召开的宗教辩论会。与会者有18个国王,3000多名佛教僧侣。玄奘作为论主,阐述大乘精义和真唯识量之说。一连18天,数千名擅长雄辩的高僧竟无一人能难倒玄奘,对他的见解心悦诚服.于是玄奘得到佛教最高荣誉“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当此之时,他“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热爱祖国、思念故土的他,不慕利禄,乃于次年,谢绝戒日王、鸠摩罗王的再三挽留,载誉回国。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时,上书唐太宗,告知回国的消息。
二、载誉归来
唐太宗欣闻玄奘法师载誉携经而归,兴奋不已,立即下诏:“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来,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全唐文》卷七《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
玄奘法师接到诏书十分激动,取道天山南路,东经楼兰等地,一路顺风,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达国都长安。
当时太宗皇帝东征高丽驻銮洛阳,敕令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全权负责玄奘回归接待事宜。房玄龄派右武候大将军陈寔、雍州司马李淑慎等迎接。玄奘法师入城时,京城万民空巷,朱雀大街人山人海,士女列道两旁,焚香散花,争睹其尊容,欢迎场面盛况空前。
三、国家相助
玄奘回国后,先后在长安皇家寺院弘福、西明、慈恩诸寺译经传教,玄奘法师译经75部1335卷。所译典籍占整个唐译经总数的一半多,是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等译经总量的一倍多。
玄奘虽汉、梵文兼通,但大批的译经,绝非一人所能完成,须政府支持。值得称道的是唐太宗、高宗虽然崇道,亦乃鼎力相助玄奘译经。如玄奘在慈恩寺译经时,在宰相房玄龄帮助下,从全国选出20多名高僧参与译经。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参与译经者有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等12人,缀文有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等9人,还有定字、证梵语和梵文的各地僧人多人,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效率很高的集体译场。译经事业也得到唐太宗的支持,他亲自为新译出的经论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命书手抄写新译经论共九部,发给雍、洛等九州辗转流通。太宗死后,译经事业又得高宗在人力、财力上大力支持。高宗应玄奘的请求,派太子太傅、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博学多才的朝廷大吏为之润色译文。在长安的弘福、西明诸寺都曾设有佛经译场,但从译场的规模、成果和影响来看,以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译场、义净主持的荐福寺译场和不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场最为突出,因而被誉为长安城中的佛经三大译场。
在国家的相助下,玄奘以毕生的心血系统地大规模地译经,将佛教文化传译到中国,丰富了国人的思想、文化、语言,从而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使其成为中国译经史上的巨星,开辟了一个译经的时代。著名的佛学大家汤用彤先生说:“其译经实为古今之冠。”从而树立了一座无人企及、难以逾越的丰碑。
四、传播文化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时,共带回了梵文佛经657部。他在长安慈恩寺夜以继日地专心译经,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历史、科学的重要文献。玄奘在天竺求学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忘记大唐,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在印度留学时,玄奘把大唐著名的宫廷歌舞大曲——《秦王破阵乐》介绍到了印度。回国后,他不仅将业已失传的佛教《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本,而且率领道士把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入印度。据唐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内载:贞观二十一年(647),“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其译出。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铎颖三十余人,并集五通观,日别参议,详覆《道德》,玄乃句句披折,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可见玄奘视野开阔,是名符其实的翻译家。贞观二十年(646)七月,玄奘根据唐太宗旨意将所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地理、物产、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传说等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印度那烂陀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阿简达的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玄奘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1957年印度政府在那烂陀寺旁修筑了玄奘纪念堂,怀念这位献身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印度僧王)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而成,记录了约有178则传说故事,举凡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都一一陈述,内容广博,条理明确,大至王族纷争,细至穿耳、露身之俗,是惟一的关于古印度最详尽、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中亚及我国西北古代历史地理、文学等的重要文献,现已被欧洲和日本学者译成法文、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等译本出版,使其成为广泛流传的世界不朽名著。
玄奘法师的学说对亚州宗教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玉华宫译经、创宗之时,他解惑答疑,谆谆教诲,培养出了一大批佛门高僧大德。玄奘圆寂后,这些名僧高徒四处讲经布道,弘扬法相宗学说。新罗国弟子顺憬、元晓学成归国弘教,对朝鲜法相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玄奘法师学说东传日本,千余年来传承不绝,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日本的奈良药师寺、兴福寺等仍为法相宗大本山。在日本佛教典籍中,玄奘法师与佛祖的大弟子阿难并列,被称为“护法善神”。
玄奘大师虽然圆寂已一千三百多年,但他的精神依然存留在人间,他舍生求法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远播四海;他不为高昌国王“供养终生”之诺、印度“法王宝座”之诱,唐太宗两次“脱佛还俗”、“共谋国政”之邀利禄所动,数十年如一日,一心向佛,成千古一僧。他高深的佛学造诣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翻译家。其浩瀚精妙的译著,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一座世界高峰。他人格高尚,不仅是我国伟大的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而且是地理学家、文学家、外交家,杰出的友好使者,他是国人一座不朽的精神灯塔。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国学大师梁启超赞誉他是“千古之一人”。他是令人崇敬的世界文化名人。
玄奘为寻求真经,传播文化,历尽千难万险,其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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