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伦的广安岁月

初到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胡伦。（资料图片）

胡伦侄儿胡阳泽告诉采访组，称这里就是胡伦故居。本报记者 胡佐斌 摄

□邱秋

1900年3月25日，胡伦出生在广安县协兴场水井湾一户农民家里。1920年，他与邓小平、邓绍圣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李大钊、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日伪监狱里，还是在血与火的对敌战场上，胡伦同志都经受住了各种酷刑和生死的考验，始终对党无限忠诚，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77年9月1日，胡伦同志因病逝世。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为胡伦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特地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他个人的名义，向胡伦同志送了花圈。

胡伦原名胡明德，他在广安的生活不到20年。胡家以农为生，生活艰辛，世代皆为文盲。1906年，刚满6岁的胡明德，被父亲胡兴万送到协兴场邓俊德开办的私塾学习，3年后，又将他送到协兴场的新式学堂北山小学就读，当地人称为读新书。

在北山小学读书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广安县的革命党人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成立了大汉蜀北军政府。协兴乡的起义军大部队就设在北山小学。辛亥革命对年幼的胡明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12年，胡明德考入位于广安县城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他自知家庭穷苦，父母十分期盼成才，因此学习非常发奋。每逢星期六下午，胡明德要从县城步行10多里路回家，帮助妈妈挑水浇菜、烧火煮饭，晚上则帮助祖父写账，计算口粮。胡明德家所租佃的田地，收下的粮食七成要缴给地主，自己只留得三成，全家老小十余人年年缺吃。

辛亥革命失败后，各县解散的武装群众，有家的回家，无业游民就去当土匪。那时的华蓥山区，大帮土匪，各聚成千喽啰；小帮土匪，遍地不计其数。土匪们先是黑夜抢劫，后来仅白天绑架人，闹得人心惶惶。后来，又来了一批北洋兵到广安剿匪。这批北洋兵名为剿匪，实则扰民，百姓怨声载道。这时，县城建立了团防局，各乡也建立了团防队，自造枪支，挨家勒索团防费。胡明德老家的豪绅地主郑团总的三儿子，也任起团防队的队长，他成天大叫剿匪，月月杀人。那时各乡编制保甲，十家连坐，不敢犯法。同时还要家家出人，自备刀枪，夜夜巡防。胡明德暑假回家，就曾代替祖父祖母参加巡防，白天劳动，夜里就拿着红缨枪到保甲所报到，然后分队出巡直到天明。

那时，广安还出现了暗杀进步人士的暗杀团。据胡明德回忆，当时县劝学所的所长和县立高等小学的一位自然教员就先后被杀害，而当时的军警目睹暗杀却不闻不问，司法机关对于暗杀者也不惩处。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当时也接到过恐吓信，因而才前往重庆避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胡明德不禁感慨万分：黑暗统治，恐怖森严，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很重，苛捐杂税繁多，可谓民不聊生。穷人真是受尽了欺凌。

1915年秋，胡明德以优异的成绩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因为家庭贫困，他只好回家种地务农。胡兴万夫妇知道儿子学习努力，有天分，但又无法供其上学，十分难过。幸好胡明德有一位名叫胡月轩的堂叔，其家境比胡明德家富裕一些。胡月轩怜惜胡明德的才华，愿意资助他上中学。这样，在胡明德15岁那年，他顺利地考入了顺庆（今南充市）联合中学。

胡明德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顺庆联合中学更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的顺庆驻扎着比广安更多的北洋兵，学校内也

驻扎了一个营部。那时，暗探密布，人人自危。特别是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出兵讨伐，北洋兵更加警戒森严，人们只能“道路以目”。后来，在国人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倒台，人心大快，全国庆祝。然而，人们没有料到，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又生出更多的“土皇帝”。连年军阀混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16年11月，蔡锷将军病逝，川军请黔军协助围攻成都，驱逐滇军罗佩金，黔军戴勘坐镇成都，可谓前门驱狼，后门进虎。胡明德就是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努力地求学，以期报答父母。

1918年，张澜担任四川省省长。由于他以前担任过顺庆联合中学和南充县中的历史教员，便通知两校选送3名优秀学生去报考清华大学，胡明德有幸被选中。这年暑假，家住成都的英文教员张老师回家，胡明德等3人便随他同去成都。但是，由于成都发生战事，报考清华亦无消息，三人只好回转。待胡明德等人赶回顺庆联合中学时，学生大多离校。胡明德和同伴们只好各自回家。动乱的年代，给胡明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就在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了川东北一带。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胡明德参加了学校的一些进步政治活动，在学生会担任宣传员。因为其言行激进，他被校方开除，离开了顺庆联合中学。经历了一段漂泊流浪的生活，苦闷彷徨伴随着胡明德，他试图寻找一条出路，但这出路在哪里呢？怀着痛苦与失望，他回到了家中。1919年上期，顺庆联合中学已经开课，如果再回顺庆读书，学校还会接纳吗？加之学费也没着落，左思右想，父母决定让他转学到广安县立中学就读。这样，既就近读书又可省钱，实在没钱缴学费，还可求人分期付款。

进入广安县立中学，胡明德插入第十班。在这个班里，他遇到了两位同乡，一位是比他小4岁的邓小平，一位是比他小3岁的邓小平堂叔邓绍圣，这两人都是1918年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的。在这所位于县城的中学里，胡

明德的成绩优秀自不言说，作为同乡，他和邓小平、邓绍圣也情同手足，相互关照。

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期间，学校也曾发生过一些学潮，胡明德都参与了，而让他受到更直接冲击的，是1919年爆发的声援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那年的5月底，广安城里一片热闹，商人、学生和具有爱国情怀的市民都纷纷上街游行，焚烧日货。广安县立中学成立了学生爱国会，整个校园沸沸扬扬。邓小平、胡明德、邓绍圣和其他师生一道走上大街，喊口号，作演讲，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胡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知识分子举起革命旗帜……我校也同全国各省一样，通电响应，组织学生会，发动群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惩办国贼，并抵制日货，挽救危亡。我县学生会还派我们组织宣传组，到各乡小学发动师生，并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了广泛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宣传组在各地奔走，直到暑假。”在这种情况下，广安县立中学已无法继续上课。时间已是5月底6月初，学校决定提前放假。邓小平、邓绍圣便回到家中，而参加宣传组在各地奔走的胡明德却患上了疟疾，只好住在城里亲戚家。

就在这时，一件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重大事情发生了——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响应蔡元培等人的号召，于1919年8月28日倡议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汪被推选为会长。这年9月，汪云松与温少鹤等商学两界人士集资两万元，办起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公开招收学生。此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好在重庆，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带信回广安，要邓小平去报考这所学校。

1919年初秋的一天，住在县城的胡明德病情好转，家里忽然带信，要他立刻回家。原来家里已准备让他同邓小平伯父邓绍观的女儿结婚，并安排第二天到岳父家回拜。也就在这天下午，邓小平突然来到胡明德的住地，叫醒当时还昏昏沉睡的

胡明德，给他看了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写来的信。胡明德喜出望外，邓绍圣闻讯也决定前往。于是这年9月，年龄最大的胡明德和邓小平、邓绍圣一行三人，从广安县城东门码头乘一只木货船出发，沿渠江经合川入嘉陵江来到了山城重庆。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位于重庆夫子祠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时，学校已经开学，但他们还是被学校录取了。

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学的主要功课是法文、电气机械，其目的就是要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语言和技能方面奠定一定的基础，做一些基本准备。据说当时的重庆，这个预备学校已经算是最高等的学校了，不易考入。学校没宿舍，邓绍昌为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胡明德这批学生就读时共有110人，分为自费和公费两类。胡明德和邓小平是作为自费生进入学校的，只有邓绍圣是公费入学。公费生由学校给300元路费，自费生由学校发给100元路费，再自筹200元，毕业考试合格即可赴法留学。据说当时汪云松看中了邓小平稳重而灵活，干事有主见，爱国有正义感，认为他将来定有出息，另送他300元作路费，以资勉励。而胡明德到法国去的旅费还是靠友人借助才凑齐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学校有83名学生合格，其中就有胡明德、邓绍圣和年龄最小的邓小平。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亲自把这批赴法学生送上了“吉庆”号江轮，到上海转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去法国。在上海停留时，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都在街头的拍卖行买了旧西装，当时他们称之为“洋服”。穷学生出去读书都是借钱，不可能买新西装，所以这些旧西服不是特别合身，这从后来他们寄回家的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一去，迢迢万里路途远，三位伙伴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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