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增法官少 困局如何破解——立案登记制实施两月观察（中）

立案登记制改革，从制度上破除了百姓“告状难”现状，但大幅上升的案件数量，却使法院原本存在的案多人少问题更加突出，有的基层法院，甚至出现了人均两月办案近90件的情况。如何克服案多人少的短板，实现高质量的立案登记和案件审理，不仅考量着法院的智慧，更对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全局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困局

登记案件超一倍法官仅有4人

“我们的行政案件增幅达到111%，但行政庭法官仍只有4人，书记员2人。”广安市前锋区法院副院长刘茂忠告诉记者，从5月1日立案登记制实施到6月30日止，共受理各类案件675件，案件总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9%，这其中行政案件增幅达到111%。

大量案件涌入，让本就人手紧张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更加捉襟见肘。刘茂忠说，“法官每天都在开庭，书记员更是上午下午连轴转。”

这样的忙碌节奏，也出现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截至6月25日，该院民事案件总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4.8%。“这段时间法官天天在法庭上忙着审案子，办公室根本找不到人，我想去找些宣传资料，都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武侯区法院负责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基层法院，一个法官一年办两三百件案子是常态。”记者调查中，多个基层法院负责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才有的，但随着案件井喷式上涨，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发凸显。比如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去年5月至6月民事案件人均办案量52.2件，今年5月至6月民事案件人均办案量89.5件。

7月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这意味着法官数量还将进一步减少。”有基层法院负责人认为。

探索

诉非衔接等举措消化案件增量

一边是案件井喷式上涨，一边是法官数量可能减少，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探索更加科学的矛盾解决方式，才能保证案件审判质量，积极化解案件增量。”采访中，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而各地的探索也正在展开。

立案登记制实施前两个月，资中县法院民二庭法官谭春英还在院政治处工作。为了应对立案登记制可能带来的案件增量，在5月1日之前，谭春英和另外5名在院办公室、技术室工作的人员，分别被充实到办案一线。“通过诉非衔接和繁简分流手段，消化大量增加的案件。”资中县法院副院长夏玉明告诉记者，诉非衔接机制就是把在法院外进行的调解，和到法院内进行的诉讼和调解“连接”起来，仅5、6两个月，就委托基层组织调解案件165件，其中126件调解成功。

案件繁简分流手段也提升了效率，截至6月底，资中县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739件，644件适用了简易程序，大大节约了审判资源，也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时间。

广安市广安区法院在立案庭内设立速裁法庭，70%的简单民事诉讼案件在立案环节快速处理，为审判环节减轻了极大压力。这种做法，尽管收效明显，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设立速裁法庭，目前还是各地法院在摸索，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由更高层面来统一部署进行推进。

呼吁

健全法律法规明确诉非衔接职责

资中县通过诉非衔接机制消化案件增量的做法，也是多地基层法院普遍的选择，多名基层法院负责人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来看，通过诉非方式化解矛盾，既能减轻法院人员压力，又能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多方面的，诉讼并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针对不同的案子，诉非衔接或许能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成都中院立案一庭副庭长何开元表示。“但目前诉非衔接方式面临着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缺陷。”成都市某基层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认为，制度的缺失容易造成相关调解单位的配合不力，“法院有什么权力去安排调解组织工作？除非有相关法律法规或制度，明确司法机关和调解组织在纠纷化解方面的职责、流程等，才能形成有效合力，解决目前案多人少的矛盾。”

对于立案环节案多人少状况，不少基层法院法官感到化解起来困难重重，记者发现不少法院立案窗口法官既要负责在窗口登记立案，同时身兼合议庭成员，在窗口接件的同时，还要负责对疑难案件进行裁定，“没有时间写裁定书，就趁窗口有空闲时写，但这样不利于个案隐私保护，有时我们在电脑上写，别的当事人就在旁边看。”成都市某法院立案法官李露告诉记者，希望立案庭能增加人手，“最好立案团队和审核团队能分开。”

□本报记者 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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