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家嘴遗址：广安史前文明新发现

代家嘴遗址外貌。

代家嘴遗址上，如今已种满庄稼。

遗址文化层明显。

代家嘴遗址出土的陶片。

代家嘴遗址出土的石器。

代家嘴遗址出土的渔网坠。

□刘敏 文/图

历史文化遗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遗址或遗物，记载着一个国家、民族或某一地域人类历史发展的过去，有着创史、证史、补史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某一地域悠久历史和源远流长文化的标志。因此，它的发掘和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月代家嘴遗址就是广安市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它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渠江流域专项考古调查的重大新发现，它不仅填补了华蓥境内早期文化遗址的空白，也将华蓥境内人类发展史由商周向前推进了约4000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代家嘴遗址2009年面世

2007年开始的、为期近五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为寻迹全市史前文明带来了生机。2009年2月，市文物管理所与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展开了渠江流域广安段专题文物考古调查工作。此次考古调查工作，从人员配备上体现了年轻化和专业化，设备上使用了探铲、GPS定位仪，方法上使用了探沟、探方试掘等。同年11月，野外调查全面结束，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时期古遗址多处，其中渠江流域明月代家嘴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尘封数千年后终于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此处遗址的发现，证明广安市的文物考古从真正意义上找到了广安市域早期的史前文化遗存，实现了寻迹早期历史文化遗存“零的突破”，为展示广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找到了最有力的佐证。

代家嘴遗址位于华蓥市明月镇竹河村4组，刮削地层剖面发现文化层，距离地表约40厘米，文化堆积厚度在100厘米以上，发现有不少绳纹夹粗砂褐色、灰色陶片及陶网坠等物，还有较多的炭屑，面积约2000平方米（南北50米，东西40米）。遗址地处渠江左岸一级阶地前沿，南侧存在两座近代窑址，东边约200米外即为代家老院子。

该遗址对研究该区域新石器时代古代人类活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其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提出

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代家嘴遗址特色鲜明

代家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特色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早期巴文化特色鲜明。这里所指的早期巴文化，并非现在所指的巴文化。目前所获的考古资料，巴文化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它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但在目前对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为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统一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重庆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巴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华蓥代家嘴本古巴域之地，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新石器时代的华蓥代家嘴遗址暂拟于早期的巴地文化。从时间上看，它比商周早达4000年；从氏族看，商周渠江流域的巴是古賨人的集居地。賨人，系古巴人的一支，春秋战国之际，主要活动在川东北地区，即古渝水（渠江、嘉陵江、流江河）一带，为上古传说人物廪君之后裔。而新石器时代的华蓥为何种氏族部落所居，无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賨人。

二是地域特色明显。代家嘴遗址出土的陶片不同于四川同期文化现象，而是以形如粗粒的“麻饼”夹砂现象出现，凸显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代家嘴遗址出土文物所展示的文化现象表明，陶质以夹砂褐、灰陶为主，陶胎较厚，多为手制，粗糙。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相当数量的篮纹和方格纹。器形以圜底器和平底器居多，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釜、侈口深腹罐、灯形器、角形杯、豆、盉等，组合以釜、罐为主。石器多以卵石打制而成，少数磨制。用于砍、削的较大型工具较多，小型石器少见。特别流行蚌壳形石片刮削器。器类有斧、锛、凿。早期巴人的墓葬为不规则的土坑墓，将尸体放入，无棺椁，无随葬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智彬认为，此次发现的早期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新的地方考古学文化类型，为四川地区所罕见，研究价值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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