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丕承 一位不应被忘记的广安辛亥革命老人

中年时期的聂丕承。

□邱秋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位老人，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安老人。在今天的广安，已无多少人还记得起这位老人，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偶尔还会提到他。

为写这位老人，这些年来我一直留意着有关史料。还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广安县志》里，有一段800余字的小传记下了他的情况，虽然简短，但于我而言却很重要。不过最终促使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却是老人的外孙女张芸女士。2017年，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张芸女士的自传《冷暖春秋事》，翻开读了几页后，竟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遂忍受着酷热将全书一口气读完。在这本书中，张芸女士详细地讲述了她的外公聂丕承的曲折人生，让我对这位老人有了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此后不久的一个下雨的上午，我见到了应约从重庆专程赶来广安的张芸女士，年已七十的她给我讲述了她外公的故事。于是，在她娓娓的叙述中，我开始了对这位老人人生轨迹的寻觅。

一

少年时代的聂丕承，父母双亡，幸得蒲殿俊的资助得以继续求学。后来东渡日本，欲以真才实学救国，目睹清廷腐败，渐弃改良思想，转而成为与封建制度斗争的战士。

和当今许多的广安人一样，聂丕承并不是真正的广安人。许多年前，广安聂氏的先祖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江西的临江府，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来到川东北的广安落脚谋生。

聂氏先祖擅长医道，在广安这个渠江边的小县城，他们的医术渐渐为人们所见识，因此上门求医者很多，一时声名鹊起。后来，聂氏先祖结识了广安的大家族付家和李家，三家合伙在城里的大东街开办了一个中药铺，这就是广安赫赫有名的“三义堂”。起初的“三义堂”生意兴隆，口碑甚旺，但是到了聂丕承父亲这一辈，却由于经营不善开始亏损，以致衰败，聂家也因此而负债累累。

1882年农历腊月初二，聂丕承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在后来的时光里，小丕承饱尝了穷困的苦涩。1894年，聂丕承12岁。就在那年，他的父亲、母亲相继在贫病中离开人世，抛下了聂丕承兄妹四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正在读书的聂丕承毅然中断学业，到“三义堂”当起了学徒，以此来维持弟弟妹妹的生计。学徒是很辛苦的，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把店铺打扫干净后才能歇息，每天下来，浑身酸痛。尽管如此，聂丕承依然没有放弃学习，读书能让他暂时忘记生活的艰辛，有了一些人生乐趣，有时看到兴致处，他还会大声地读出来。就是这夜半三更的读书声，让聂丕承和一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人就是蒲殿俊。

家住城内的蒲殿俊，当时才19岁，曾有几次晚上路过已经打烊的“三义堂”，他都会听见紧闭的店铺内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他很诧异，决定探个究竟。这天晚上，蒲殿俊循声再次来到“三义堂”门前，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瘦弱的少年，在店堂微弱摇曳的油灯下大声地朗读着。他敲开店门，走进店内，和这位夜读少年聊了起来。这一聊，让蒲殿俊知道了少年的凄凉身世。这位后来的清末进士被深深地感动了，从少年坚毅的目光里，蒲殿俊认定他会有着很好的未来。蒲殿俊问聂丕承愿不愿意回学堂继续读书，少年使劲地点了点头。蒲殿俊说，那好，你读书的事我来帮助你。小丕承有点犹豫，这位素不相识的、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慷慨呢？蒲殿俊看出了他的疑虑，说道：别担心，你就安心读书，你弟妹的生活我来想办法。幸福来得太突然，让小丕承有些懵，后来他才知道这夜访“三义堂”的人就是当时在广安大名鼎鼎的俊才蒲殿俊。

此后的几年，聂丕承被送到成都尊经书院就读。对于聂丕承到尊经书院就读的具体时间，笔者已经无可查考，但是这时间不应当晚于1895年。

尊经书院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成立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川籍洋务派官僚、当时退居乡里的工部侍郎薛焕等15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石犀寺附近修建了这所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薛焕是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尊经书院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教学时革除传统书院的八股内容，既讲授国学，同时也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在这所书院授课的老师亦多为名士，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戊戌变法理论思想“托古改制”的提出者廖平等。学生也多为已经考取了秀才的人，蒲殿俊也曾是

这所书院的一员，且非常活跃。虽是秀才，但他们大多看到了八股文的无用，希望能在书院学到一些西方的新知识。

在尊经书院读书期间，聂丕承时刻铭记着蒲殿俊以及蒲慕屈、胡葆森等其他几位资助者的知遇之恩，刻苦学习，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优秀，据说每月都能获得书院的两吊赏钱（奖学金）。赏钱虽然只有两吊，但这足以让聂丕承的资助者们欣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聂丕承21岁，癸卯科入副贡。根据清廷规定，副贡可以进入京城国子监读书，于是聂丕承成为了北京国子监中的一员。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作出了立宪和政治革新的姿态，组织癸卯、甲辰两科进士内用的人和部分国子监的人公费留学日本，聂丕承有幸被选中赴日留学。对于聂丕承赴日留学，史上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与恩人蒲殿俊、老乡顾巨六、王敬之等同往；一说他是先于蒲殿俊去的日本，而蒲殿俊则是在1905年赴日。对于聂丕承在日本就读的学校，说法也有不同，一说他是与蒲殿俊一道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政专业，而《广安教育志》在述及此事时则明确为日本弘文师范学校。尽管对此还可考证，但聂丕承去日留学没有争议。

在日本留学虽然只有两年，却让聂丕承眼界大开。这期间，聂丕承遇到了也来日本留学的张澜先生。他们初识于广安紫金书院，那时张澜是蒲殿俊请来的老师。张澜先生在紫金书院授课约一年，因父亲病故而离开。据聂丕承的家人回忆，在日本留学时，聂丕承与蒲殿俊等人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和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主张真才实学、科学救国，主张君主立宪，希望在中国也能实行日本式的立宪政治。

光绪三十二年（1906），24岁的聂丕承学成

回国。据聂丕承的大儿子聂士毅当年回忆，回国后的聂丕承胸怀改良宗旨，与蒲殿俊、顾鳌等在北京做事，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才回到四川。据说，这期间聂丕承还曾到云南担任盐道之职。

回国后的聂丕承等人，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十分失望，渐渐放弃了改良思想，试图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昔日的改良主义鼓吹者转而成为与封建制度斗争的战士。

1909年2月，时任广安县视学的聂丕承即同情革命，在著名的广安己酉起义中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被捕的起义人员。广安己酉起义失败后，曾省斋、张雅南等往来于长寿、垫江、丰都等地，联系各地会党，主要是孝义会及各地哥老会和地方团练，以图再举。曾省斋、张雅南以“兴汉排满、建立民国”为号召，于1911年10月27日会同组织了丰都、垫江、梁山（今梁平）与广安的同志在垫江小沙河起义，攻克垫江后于11月11日开始出征，连克大竹、邻水。11月22日，曾省斋、张雅南率民军发动了对广安的进攻，连夜攻克广安县城，清廷驻广安的盐务统带夏清风在逃跑的路上被民军擒杀，知州李璠向革命军投降。清朝政府在广安的统治被彻底推翻，起义军建立起了大汉蜀北军政府。在这次起义中，聂丕承是积极的参与者与重要指挥者。在大汉蜀北军政府中，聂丕承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谋部部长。正因如此，聂丕承被人们称为辛亥革命老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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