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之行

□俞敏洪

编者按：

9月10日至11日，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洪泰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俞敏洪来广安进行教育考察，开展大型励志演讲公益活动，并参观邓小平故里，缅怀伟人功绩、学习伟人风范，感受广安发展巨变。

俞敏洪将自己在广安进行教育考察时的所看所想，以及参观邓小平故里时的所思所悟，与其自身经历相结合，写下了《广安之行》。本报现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知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出生地是广安，也曾经想过要到邓小平故居去看一看，但终究没有成行。没有刻意去，也许是为了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邓小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改变命运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一定能那么快成功，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还要摸索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落后和贫穷的国家。

我们这代人中很多人的命运，因为邓小平做的一件事情而改变了。1977年，邓小平召开高考改革座谈会，提出恢复高考，大学生不再从工农兵中进行选拔，而是从高考优异者中进行选拔。几百万被上山下乡耽误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高考。那些在“文革”时期依然坚持学习的青年，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机会。

1977年，我读高一，学校从一所以劳动为光荣的农村高中，立刻变成了一切以高考为核心的学校。我也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我们的班主任鼓励我们说：“你们都是农村孩子，可能一个都考不上，但我依然要求你们全部参加高考。以后你们拄着锄头，在田里仰望蓝天的时候，一定会回忆起来，你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曾经努力过！”

1978年，高中毕业（那时高中只读两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考统考。落榜、再考，再落榜、再考，1980年，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当时，外语考生可以享受一个政策：数学不计入总分。这个政策不知道是不是邓小平提倡的，但对我实在是如饮甘露、如沐春风，因为在所有学科中，我最头疼的就是数学。

邓小平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第二件事情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在1992年之前，我一直打算出国，并且做好了出国后就不再回国的打算。但1992年的南方谈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坚定不移走下去的希望。中国政治变得更加开明，经济开始腾飞。现在企业家中的所谓“92派”，都是因为南方谈话下海的。我在1993年注册成立了新东方学校，1994年彻底放弃了出国读书定居的想法，决心把新东方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这一做，就一直做到了今天。

如果说世界上有人改变了十几亿人的命运，并且是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变，让人民变得更加富有和幸福，邓小平即使不是唯一的一个，也是仅有的几个人之一。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们叫做伟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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