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基督教传教士故宅 看川东宗教发展源流 □邓明明 文/图

基督教传教士故宅。

基督教传教士故宅位于武胜县中心镇北街54号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武胜县中心古建筑群的构成部分。该建筑为仿西式石木结构建筑，坐西向东，一楼一底。单檐，不规则庑殿顶，小青瓦屋面，施廊柱，墙体及廊柱均系条石砌成，面阔14.4米，进深9.5米，总建筑面积273平方米，大小房舍10余间。素面台基，高0.6米，五级垂带踏道，室内设转折式木楼梯至二楼。楼底置地下室及通风设备，室内地面及二楼地板用长约60厘米、宽10厘米的小木板契缝拼嵌而成，工艺精良，保存完整。

基督教传教士故宅为1932年德国女传教士彭慕珍、罗彼德（中文名）在武胜传教时所修建的传教士住所。其所传基督教，为基督教福音教，属新教，属于德国内地会。1928年该教传入武胜，在中心镇花市街设福音堂，1930年在北街兴建一座总福音堂，后又分别在真静、新学、兴隆、华封等乡镇租借民房，设立分堂。现总福音堂及分堂建筑均已不存。总福音堂内设有属合川教区领导的基督教会武胜支会。教徒每周礼拜日在教堂做礼拜，听传教士讲读圣经，教唱赞美诗，向上帝行礼。礼拜结束后，发给信徒宗教宣传品。每年的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都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与活动。教徒按教规生活，家里要供奉上帝和十字架。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无论旧教、新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可谓曲折离奇，几经沉浮。笔者查阅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发现其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由于区域文化、习俗的不同，前三次传教都以失败告终。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清廷腐朽衰败，民众贫苦艰难，这给了传教士传教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各派如耶稣会、福音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教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并迅速发展。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上百万人。也正是因为这次传播，才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立足和发展，成为我国三大教派之一。

川东地区的基督教，亦是来源于第四次传播。通过研究发现，其传播路线是沿长江流域向周边区县扩散的。武胜县基督教是由重庆市发展到合川县，最终传至武胜县。据《武胜县志》记载，天主教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重庆、合川传入武胜县城（今中心）、沿口、兴隆（今万隆）等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法国传教士来合（川）武（胜）兴隆场（万隆）修筑教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四川人民反洋教斗争中，兴隆天主大教堂被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兴工重建。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基督教在川东地区发展的历程。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信仰有些格格不入，西方传教士们就利用不平等条约，无视中国法律，横行乡里，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川东地区“教案”频发。自清同治八年（1869年）酉阳教案结束后，法国川东主教派遣传教士到各县发展教会势力，激起川东各县反洋教斗争。清末川东黔江、南充、营山、邻水、武胜等县都有杀教士、毁教堂事件发生。如光绪二年（1876年）初，邻水县教民王同兴结伙抢劫杀人，激起民愤，群众将大批教民驱逐出境，拆毁教堂五处，焚毁教民房屋一百余间。武胜县兴隆天主大教堂也毁于此。

德国基督教福音教传入川东时期较晚，在此之前已有其他基督教教派传入，如天主教、耶稣会等。德国基督教福音教是20世纪30年代才在川东迅速传播。该教会除讲经传教外，还对外行医治病、兴办报刊、大力办学、救助病穷人，发展慈善事业，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极易引起共鸣，吸纳教徒。

基督教福音教传入武胜县后，即由德国内地会南充福音堂派来德国女传教士艾维慈会同县内教徒李芝芬（女）主持教务。1930年—1948年，先后担任过传教士的有德国艾维慈（女）、吕培珍（女）、彭慕珍（女）、罗彼德（女）和中国唐福生（蓬溪人）。1948年—1950年，担任传教士的是德国高贵玉（女）、艾维慈（女）、唐福生等人。1951年，高贵玉、艾维慈两人返回德国，由唐福生一人主持教务。1952年，教会又从重庆教区请来女传教士彭新民（湖南人）传教。

不难发现，福音教会安排的传教士均为女性，这一现象十分奇特。西方来华传教士中，原本大多是男性传教士占主导，究其原因是当时的男权背景中，男传教士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而女性受限社会地位较低，较少有自主传教权，基本都是作为男传教士的家属在进行活动。在欧美国家基督教传统中，诸如圣公会、长老会等基督教派是排斥女性基督徒担任圣职的。有的教会提倡的家庭伦理中女性一直是扮演贤内助的角色，直至女权运动兴起，女性基督徒才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神圣事业中的女性地位和空间，迈出了实现自主意识的脚步。而当时的中国仍是男权的国度，女人被束缚在“三从四德”的清规戒律中，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男权文化，阻碍着男性传教士的传福音事业，女性传教士的性别优势在这里得到发挥。正是女传教士这一优势，让她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特别的国度，了解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现状。正基于此，女传教士更多的关注了教育、家庭等问题，并努力改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鼓励女子不缠足，解放女性的大脑，创办女学，依此发展教徒，但受限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虽然女传教士没有给中国女性带来普遍改变，但是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改变的福音。

川东地区基督教福音教传入至解放初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信徒和小规模的宗教活动，“文革”期间，福音教活动停止。改革开放后，虽然宗教政策开放自由包容，但是福音教信徒日减，无人传经讲教，日渐衰落，其传教士曾经的住宅也辟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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