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制度改变了我的一生

□冯宗林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是时年73岁的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我们的老乡邓小平逐渐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着手拔乱反正，把“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逐渐引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力排各种阻力，克服各种困难，于1977年底，使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科学的春光普照神州，万千学子欣喜若狂。高考制度的恢复，恩泽于我，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苦难童年

1963年，我出生在广安县协兴区龙安公社群策大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是地地道道“修地球”的农民，我又是6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在那个靠工分制分配粮食的年代，为生计，父母日出而耕、日落而归，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目的是多挣一点工分，多分得一点粮食，因为家里有一群孩子嗷嗷待哺呀……

从朦朦胧胧懂事起，就听生产队的女人们议论，说我的妈长得漂亮，又很能干，凡是周边哪家讨媳妇嫁女等喜事，都来请我母亲去做招呼应酬、支人待客的工作，让办喜事的人家都觉得长了脸面。妈妈还是生产队里妇女标兵，每到插秧季节，生产队组织插秧比赛，每次都以插秧快、窝距行距排列整齐获第一名而闻名全村。母亲不仅是劳动能手，还是家里的致富能手，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母亲偷偷喂养小鸡，小鸡长大后生下鸡蛋，再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卖（当时一个鸡蛋0.08分钱），把变成的钱用于补缴孩子上学的学费（当时一个学期每人大约交学费2—3元）、打洋油等家庭生活开支。

记得父亲、母亲那时每天很早就到集体去干活了，从不迟到，只为不扣工分。但无论多么努力，每年在年终结算时，我家因为劳动力弱、孩子多，还要向生产队交款八九十元；队里分谷子、包谷等主要粮食时，我家比别的家庭分得少，粮食根本不够吃，常常东家借、西家借，才能勉强度日。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母决定让我这个家里的老大放弃学业，挣工分养家。无耐之下，我只得操起—把残缺的镰刀，背上比自己还高出一节的竹篓，进沟爬山割青草，然后交由生产队喂耕牛，每天几乎能向生产队交100斤青草，可折计工分10分，缓解了—些负担，但仍无法解决—家人的温饱，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母亲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每天干完农活回家做饭时，将大小孩子叫到灶屋头，分摊“活路”——老大、老二去井边抬水灌满石缸，老三抱柴点火烧饭，老四剁猪草……在母亲的安排下，大家七手八脚干得井井有条，家务事也高效率地完成了。然后母亲就给大家讲故事，教我们做人，母亲说：人不要怕穷，怕的是人又穷又没有志气。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学本事，将来才有出息……母亲讲的故事和道理让我们兄弟姊妹流下了眼泪，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也暗自发奋，筹划着家庭的出路、自己的未来。但就我家当时的条件，子女们几乎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读书，考取“功名”，走出大山奔前程。

但在那个年代，曾经的基层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大学入学方式被“四人帮”一边倒地变成推荐工农兵入学的方式，像我们这种没有关系和背景的家庭，要通过推荐成为大学生是何其渺茫！这样的改变就像一阵寒风，把不少人希望凭本事考取学校、效力国家、改变命运的热情几乎吹灭了。

二、我要读书

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1977年7月，邓小平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恢复高考的决策犹如一声春雷,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制度后全国首次统一招生考试开始了，当时我初中还未毕业，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初中还未毕业就被推荐参加考试的人，父母也鼓励我勇敢地去参考。虽然结果名落孙山，让我失落了一阵子，但我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1978年，中断一年多学业的我，向父母提出要读书的要求，父母咬咬牙，同意了我的请求，在当年还在龙安公社教初中语文的张懋全老师的帮助下，我又回到日思夜想的课堂。那时家里仍然很穷，每学期的学费都得欠上一段日子。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开始发奋读书。为了抢回耽搁的学业，我主动放弃过年过节走亲戚和难得的看坝坝电影的机会，坚持独自在家，点上那盏小小的煤油灯，刻苦复习语、数和理、化等课程。班主任张懋全老师教育我们说：“不怕苦，苦一阵子；怕苦，苦一辈子。”这句话，默默地激励着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学习上的困难。那时每次考试，我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成为老师们和学校领导的骄傲和希望……

1980年6月，我顺利通过由广安县统一组织的中专预考，全校有6人上了预考线，我的成绩全校第一。当年7月，我们6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进县城（在北苍路小学）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一共两天，考试的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平时数学成绩均是满分的我，在正考那天，由于一道列方程解应用题最后没有验根丢了分，这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日子。

1980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听说考试成绩已拿回到学校，我从家里一口气奔向学校，终于在校长那里看到了考试成绩单，总分328分（其中数学97分），校长兴奋地对我说：“祝贺你，你以全校第一名、协兴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充县师范学校。”我满头大汗却满是激动，用颤抖的双手从校长那接过成绩单，深深鞠上一躬，迫不及待地飞奔跑回家中，把考上的消息告诉家人。母亲与我紧紧相拥，喜极而泣。为了让“光宗耀祖”的我穿得像样一点，父母将家中唯一一头近200斤的肥猪变卖后，买回布料，请来当地有名的裁缝师傅为我缝制新衣新裤。

因为我是全村解放以来第一个考上大中专学校、吃“皇粮”的孩子，乡亲们都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们，从此我们村形成了家家培育孩子读书的热潮，母亲也在乡亲们的交口称赞中满面春风、喜不自胜……

三、追逐梦想

1980年9月3日，我怀揣着南充县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在父亲的护送下，徒步从龙安经岳池县的大石公社到达岳池县汽车站（为节省车费没有在广安汽车站买票）买上直达南充的车票。父亲将我的行礼搬上车的顶棚，千叮咛、万嘱咐行礼放在什么置，打上的是什么记号。汽车起动后，父亲小跑着跟随汽车出站，他在马路旁站着，笨拙地来回挥动着手，直到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三年中师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在小平同志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精神指引下，全社会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此，即将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信心百倍、激情满怀。学校也将我们年级作为重点队伍培养，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我时刻牢记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每周星期天几乎都泡在学校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饱览历史、文学、人物传记、诗歌、散文等各种书籍，我的散文诗处女作“雨，从叶间滑”在校刊“嘉陵江”杂志上发表。我还向美术、音乐老师拜师学艺，努力使自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983年9月，我被分配到龙安公社完中（我读初中时的母校）执教，为了回报小平同志的恩情和祖国的培养，年方20的我从容走上三尺讲台，将自己学得的知识和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的学生们，在我执教的两届初中毕业学生中，后来有多名学生考入了大学和中师中专，以后他们都成为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的教育思想加速了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尤其是1987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让正值热血燃烧年华的我，渴望进一步充实自已。1988年7月，我参加了全国成人教育考试，以高出最低录取线30分的成绩，被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政史专业录取（半脱产学习）。电大的学习生活，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人生，镌刻下了那个时代的标记，让我永生难忘。

1990年7月，我顺利毕业，取得了大专学历。那个时候文凭非常“吃香”，这不仅让我组建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还让我在1992年通过考调进入了县级机关工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走过的路，除了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便发自内心地感恩我们的好老乡——邓小平，如果没有他恢复高考的决策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为宣传家乡、建设家乡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些年来，我也多次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新闻外宣先进个人等。勤奋工作、清白做人，我想，这是我对好老乡——邓小平最好的怀念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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