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失败登台

◎[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于1863年出生在莫斯科，也就是两个时代交界期。我还记得农奴制废除之后留下的残迹，脂油蜡烛、卡塞灯、四轮马车、轿式马车、信函、火石枪、类似于玩具的小炮。我眼看着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及特别快车、轮船，还有电探照灯、汽车、飞机、无畏舰、潜艇、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无线电报机、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就这样，从脂油的蜡烛到电探照灯，从四轮马车到飞机，从帆船到潜水艇，从信函到无线电报，从火石枪到贝瑞塔步枪。各种不同生活真正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

我的父亲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曾经是一名制造商和工厂主。我的母亲叶丽扎维塔·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是一个俄法混血，是当时到彼得堡参加巡回演出的巴黎著名演员瓦尔丽雅的女儿。瓦尔丽雅嫁给了一个富有的芬兰采石矿主瓦西里·阿布拉马维奇·雅科夫列夫，旧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圆柱正是他建造的。但没过多久，女演员瓦尔丽雅就与他离婚了，留下了两个女儿：我的妈妈和姨妈。雅科夫列夫迎娶了Б女士，一个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混血女子，并且将照顾自己女儿的事情交给了她。他们家的房子盖得颇有贵族派头。显然这里体现了雅科夫列夫新妻子从自己母亲宫廷那里承袭下来的宫廷习惯。她的母亲原来是苏丹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老头将她从后宫偷走，藏到箱子里，然后把箱子当作普通行李办理了托运。当船离开码头，行驶到海中央时，人们打开了箱子，放出了后宫受迫害的人。无论是雅科夫列娃，还是她那位嫁给我叔叔的妹妹，都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她们常常设宴摆席，举办舞会。

60年代和70年代的莫斯科人和彼得堡人都热衷于跳舞。在舞蹈季，每天都举办舞会。年轻人常常一个晚上要去两到三处参加舞会。我对这些舞会记忆犹新。客人们鱼贯而入，还有穿着华丽服饰，鞍前马后的仆人们。在房屋对面的街道上点燃了一堆堆篝火，周围摆满了为车夫准备的食物。在房屋的底层还为来访的随从准备了晚饭。宾客们炫耀着漂亮的鲜花、服饰,女士们胸前和脖子上的钻石闪闪发光。喜欢算计别人财富的人在计算这些钻石的价值。那些感到寒酸的人在这种奢华氛围中感觉自己很不幸，似乎因自己的贫穷而羞愧不已。贵妇们昂首挺胸，俨然感觉自己是舞会上的女王。八人舞会不仅舞步奇特，而且舞会举办者还为跳舞者准备了丰富礼物和奖品。通常舞会一直持续到早晨五点，经常在第二天天明时才结束。之后，年轻人换好衣服，直接从舞会去办公地或者办公室上班。

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他们是不爱出门的人。母亲在儿童间度过自己的一生，她为我们——她的十个孩子奉献了一切。

父亲一直到结婚那一天，都与我的祖父睡在一张床上。祖父向来以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而著称，这是他从曾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曾祖父是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种菜农民。父亲结婚后才搬到了自己的婚床上，一直到生命终止都睡在上面，他是在这张床上去世的。

我的父母从年轻到暮年都恩爱有加。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千方百计与他们在一起。回想起遥远的过去，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就是我的洗礼仪式。当然，我是根据奶妈的叙述在想象中形成的印象。对遥远的过去另一个清晰的回忆则与我的第一次舞台表演有关。这件事发生在离莫斯科三十俄里之外，雅罗斯拉夫尔铁路线上的塔拉索夫卡小站附近的留比莫夫卡庄园里。演出就在庄园院内的一个不大的厢房里举行。在几乎快要倒塌的房子的拱门处搭了一个小舞台，还有一块方格毛毯做幕布。按惯例，表演内容是生动活泼的《一年四季》。我当时三四岁，扮演冬天的角色。通常在这些情形下，在舞台中间摆放着一棵砍下来的小松树，四周用碎棉花裹住。我坐在地板上，身穿皮衣，头戴皮帽，绑着白毛的长胡须和向上翘的小胡子。也不知道应当往哪看，需要做什么。在舞台上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使我很不自在，或许在那时我已经不自觉地体会到了这种感觉。从那时起到今天，我都非常恐惧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在我所青睐的掌声过后，我应观众之邀返场，我需要在舞台上完成另一个动作。有人在我面前点燃了隐藏在代表篝火的树枝中的蜡烛，我手里拿着一块木头，佯装扔进火中。

“你明白吗？佯装，而不是真扔！”有人告诉我。

这时，严厉禁止将木头靠近火堆。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我可以真正将木块放到火堆中，那为什么要佯装扔呢？”

幕布还没有拉开，我就已经兴趣盎然、充满好奇地手拿木块伸进了火堆中。我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行为，这样才有意义。当然，棉花燃烧起来，突然着火了。大家都慌神了，喊叫声一片。

有人抱起我，穿过一个院子，带到了儿童间，我号啕大哭。

那天晚上之后，在我的内心一方面对成功的喜悦、有意义地待在舞台上及在舞台上的行为留下了印象；另一方面对失败的不悦、笨拙的无所事事及毫无意义地坐在观众面前也留下了印象。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登台以失败而告终。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我太固执。一段时间，尤其在我幼年时期，这种固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我天生固执的性格对我的演员生涯既有不好影响，也有好的影响。这就是我要着重讲述固执的原因。我必须与固执作斗争。这种斗争在我的内心留下了鲜活的回忆。

摘自《我的艺术生涯》，[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杨衍春/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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