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故乡

“朱山坡”是那排村的一个生产队，那是我的故乡，现在成了我的笔名。只要别人轻轻地叫一声朱山坡，我首先想到的是故乡，然后才是自己。朱山坡现在与我浑然一体了，她就像老无所依的母亲，比我的影子还要亲密，我到了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让她与我风雨同路，相濡以沫。

还未离开故乡之前，我曾在父亲退伍时带回来的一张破旧不堪的世界地图上反复寻找朱山坡，但连六靖镇也没找到，这种掺杂着无边失落的沮丧陪伴了我许多年，直到我离开故乡看到了世界的辽阔和强悍。朱山坡其实只是粤桂边上的一块弹丸之地，像贴在山坡上的一张以明清民居为背景的邮票，群山抱绕，竹树茂密，连房子也密密麻麻的，再也容不下别人插足进来。近十年来，镇上先后来过两次人口普查，前后数字相差不大，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刚出生，更多的人搬到城里去了，剩下的就400来人，在这个地方，却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了。

朱山坡就一条通往外面的狭窄的泥路，路的尽头是高州。去镇上，我们要绕过一段很长的弯路。我们总希望有火车经过朱山坡，但直到三年前才有了一条坦直的二级公路从县城延伸到这里，依然一直往高州城跑去。

那是五年前的春天，开始是几个测绘的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告诉朱山坡的老老少少，等到二级公路通车，你们走一趟县城比去高州城还快。但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去一趟高州城还快的城市。

高州是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我们常常越过粤界往返于高州，却难得去一趟县城。县城是望不到尽头的天国，要到镇上去搭班车，不能当天返回，还要花掉100斤香蕉的钱住旅社。更多的时候，是朱山坡人找不到去县城的理由。我们需要什么，高州城里都有；我们有什么东西，在高州城里都能卖掉。所有的一切高州城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然而，高州城毕竟是别人的县城，我们盼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去一趟自己的县城，特别是二级公路开始修建以后，我们都像进了洞房的男女，心情越来越迫切。带他们去一趟县城成了大人对孩子最奢侈却又最现实的承诺。我常常幻想一觉醒来已经坐在通往县城的高速公路的班车上。那辆班车是从朱山坡首发的，车上坐满了我们的乡亲，热热闹闹、温温和和的，没有陌生的人。

这条断断续续修了五六年的公路一下子将朱山坡从闭塞推到了前沿，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天里见到的车辆超过了以前的总和。刚通车那些日子，连猪狗都无法适应，因为夜晚的车仿佛是呼啸着碾过它们的头颅，没有一个梦不支离破碎，没有一个人不辗转反侧。那段日子，龙洪海老人每晚都坐在自家的门口数车，每数一辆，便告诉床上瘫痪多年的老伴，老家伙，又一辆东风大卡车，不去县城，往高州，车上不载水泥，装满的是肉猪。那猪屎味呀，一路都是，正在吃饭的人骂骂咧咧的从屋子里走出来，往路那边吐口水。平日里，来来往往的车辆经常将村里的鸡呀、狗呀甚至牛碾死，也经常得到超值的补偿，后来有几个年轻人突发奇想，把自家的鸡扔到马路上，专门等车将其碾死，然后把车拦截，把司机从车上揪下来，狮子大开口，狠狠地勒索一笔，因屡试不爽，他们便以此为业，朱山坡很快便声名狼藉，过往的司机到此必小心翼翼。只是过了不久，他们便被公安局抓走了，至今仍在平南县监狱里。

最初的小学校是在龙氏祠堂，叫红朱岭小学。坐在自己宗祠里读书，比起其他姓氏的学生来说，我们更有优越感，像主人一样。但祠堂确实太小，环境很差，我们都希望搬到村小去。村小在较远的村公所旁边，直到我读到五年级，才有机会搬到那里。朱山坡没有重教的传统，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读书人，咸丰年间才出了一个秀才，直到1984年以后，朱山坡才出了三个大学生，头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读书并非很优秀，但他还是被推荐读高中，后来推荐上了大学。因此我们一般不以他为榜样，而是以另外两个靠高考上了大学的兄长为楷模。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寒假回来，他们都牛逼哄哄的，郑重地提着丰厚的礼物，结伴走访自己的老师，引来无数羡慕。在课堂上，老师们无数次提到他们的名字，连他们读小学时鸡毛蒜皮的杂事也反复提起。然而，朱山坡还是不很崇尚读书，八十年代后期，小学校里，开学那天，老师经常会突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询问在座的学生，才知道没来报到的学生都到了广东，她们后来寄回来的汇款单歪歪扭扭地写着家乡的地址和父母的名字，偶或寄回来语病丛生词不达意的信。每一张数额不菲的汇款单和每一封描绘外面精彩世界的信都给坐在课堂里的孩子们带来强烈震撼，即使是最严厉的老师也无法抑制他们内心的躁动。结果，除了镇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的教室里空荡荡的，令镇教育组焦虑不堪。教育组给教师下达死命令，每个教师必须说服三个流失生回校上课。可怜的教师们经常上门或亲自写信给已经到了广东的学生动员他们返校，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那时候，孩子们最烦的事就是碰到这些老师或收到他们的信。他们就是这样带着梦想和内疚奔赴广东的。现在，那一茬流失生现在都成了别人的父母，经历了好些世事以后他们都知道有时候知识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争相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孩子们也似乎觉悟，理想越来越远大，不愿早早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即使家长有意无间地怂恿，他们也头脑清醒，对家长的用意充满警惕：“无论如何，我也得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如果家长再敢拿让她们辍学打工开玩笑，她们会毫不客气地回敬：现在有了法律，我可以告你们！

在电视机出现在朱山坡之前，最大的文化就是电影和戏班。大凡在农村生活过的，都体会过露天电影的热闹。周边哪个村将放电影，比谁将结婚的消息令人兴奋得多。一年到头，365个漫长的夜晚，只有看电影的夜晚最喜庆。露天电影之趣一天也说不完。除了电影之外，戏班的到来也使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开始是木偶戏、采茶戏，后来是真人秀的“人头戏”。“人头戏”戏班是从白马镇过来的，朱山坡没有几个人去过这个偏远的镇。班主是一个斯文的中年人，原来是做教师的，因为超生主动辞职，改作唱戏，班里基本都是他的徒弟。戏班女多男少，女的没有一个不漂亮，穿起戏服更是如花似玉，宛若天人。刚到朱山坡的时候，男青年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都成了她们服服帖帖的戏迷，连原来说话粗鲁的，都变得文质彬彬。我估计，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对这几个女戏子想入非非，32岁的光棍山海就是那时候疯的，见到女人就情不自禁，甚至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人们说是发花癫，戏班消失后好几年他的病才有好转。听说戏班在他们的白马镇并不吃香，但在我们的大队却成了抢手货，把戏员奉为上宾，对敲锣打鼓的老头也毕恭毕敬，生怕得罪了再也请不回头。请戏班确实不易，别的镇甚至高州也有人请戏班，一请就是唱完一本戏，也就是要一两个月，提前预约有时也要排队排上大半年，有时中间还有主顾出重金抢走戏班，那要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朱山坡人为了请来戏班常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亲朋好友攻关班主。记得有一年，垌蒙口村、大塘肚村、陂塘村、石窑村和朱山坡争请戏班，争得白热化，三方志在必得，令班主暗自得意却又左右为难，收拾了行装却不知到哪个村。朱山坡人毕竟聪明一点，派人到戏班落脚的地方把戏具“抢”回来，但另两个村知道我们的阴谋诡计，也派人去“抢”戏具。结果朱山坡的人先到，抢走了装满了戏服的两个箱子，陈村抢了锣鼓，高岭村抢了戏台的台柱……没有锣鼓我们用锑桶代替，没有台柱我们马上砍竹，一夜间便把戏台搭起来。他们只好服输。戏班在朱山坡唱戏的时间最长，费用都是大家捐助的，有钱出钱，没钱出物，外村好几次要请走戏班，却请不到，唱完了一本朱山坡人意犹未尽，或者就是为争口气，砸锅卖铁硬是把费用再凑足，把戏班留下。戏班在朱山坡连续停留的时间最长的达一年之久，中间只停唱了十多天，因为农忙，他们也得回家帮干活。戏班把朱山坡当成了衣食父母，与村民的关系异常融洽，有几个妇女认了戏班的男戏子为干儿子，多年后还来来往往。村里最漂亮的女青年嫁给了戏子，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女戏子嫁到朱山坡。在我的印象中，她们确实很好，人年轻漂亮，戏也唱得精彩。村里有几个痴迷于唱戏，经常缠着戏子拜师学艺，但他们天赋太差，学得不精，班主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平常也常让他们跑龙套。戏班走后，他们在放牛、打柴的时候经常拉开嗓子唱一曲薛刚反唐，山谷回荡，让人回味无穷。电视机出现后不久，“人头戏”便慢慢失去了市场，戏子们又经不住诱惑，纷纷弃戏奔赴深圳，不久，戏班便销声匿迹。

十几年后，也就是半年前，在县城的公园里，我意外听到录像机正在播放久违了的“人头戏”，白话唱腔，声音高昂，或失声痛哭，或慷慨陈词，或打情骂俏，听众的笑声和咳嗽也被录放出来，原汁原味，山野风情，一群老头老太太散落在录音机四周，闲情逸致，听得入迷。那是多年前的录音，肯定是薛刚反唐，要不就是薛仁贵征西，仿佛就是在朱山坡唱的，那笑声就是乡亲们发出的，特别亲切。（原载《收获》微信平台及《广西文学》，本文有删节）

新闻推荐

市民积极响应本报爱心年货活动 社区主任带头捐款，爱心人士呼吁社会各界帮助贫困老人

爱心人士给何阿婆送来棉衣■本报记者林灵 赵敏 文/图 昨日，本报携手广西南宁爱心公益团开展送爱心年货活动启动，在春节来临前夕，为特困家庭、孤寡老人等送上一份年货和温暖，帮助他们过一...

平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平南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