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凤为何不提《龙图梅公瘴说》？

刻于月牙山麓的龙图梅公瘴说石刻。

■秦冬发文/摄

明代作家张鸣凤的《桂胜》《桂故》是记录桂林风景名胜、历史人文非常重要的文献典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张鸣凤只字不提《宋·朱希颜跋刻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很是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梅挚《五瘴说》实在是太有名气了！然而他书中却对这一石刻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呢？

朱希颜将《五瘴说》刻石于月牙山

《五瘴说》作于梅挚在宋景祐年间（1034—1037）谪知昭州期间，流传最广、最有名气的是如下120字（按，此120字是后人删减梅挚原文而成，个别字词与原文稍有差异，但意思完全相同）：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缪乎。

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有感赋诗云：“市门隐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荫药川。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亶其然。直须镂板人皆与，庶使绵区病可痊。更有何方公未说，上医医国许心传。”

后来，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下都摘录了梅挚《五瘴说》，摘录内容与上述120字几乎完全相同（按，张邦基《墨庄漫录》漏录饮食之瘴），并给予高度评价。张邦基说：“予读此方，慨然有感，莅仕者当书于座右，亦可为训也。”吴曾引述建炎避地至昭州的徐俯之诗，称“药是苦言能治瘴”。陈郁说：“此说深中士大夫之疾。”

南宋绍熙元年（1190）中秋日，时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的朱希颜以《龙图梅公瘴说》为题，邀请布衣石俛书写，将上述120字及自己写的跋语摹刻于今月牙山麓龙隐洞至龙隐岩的一处石壁上。朱希颜在跋语中说：“夫租赋、刑狱、饮食、货财、帷薄之瘴，有之，则虽畿甸之内，死所不免。党于斯五者咸无焉，则瘴土犹中土也。”接着朱希颜又以自身经历为例，说明大自然的瘴气并不可怕，染上了上述五种人为的瘴气才是可怕的。“予将漕来南，行矣二年，盖尝深入瘴乡矣，而自始视事粤至于今，未尝一日在告，非素于瘴土也，亦无是五者之瘴耳。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

梅挚家乡人将石刻复刻回乡

清光绪元年（1875），新繁人严渭春任职广西巡抚，在月牙山麓看到了《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回到家乡后时常提及此事。不久，新繁人吕子丹到贵州罗斛做官，其间派人到广西拓印了《龙图梅公瘴说》。光绪三年（1877），吕子丹回到家乡，把《龙图梅公瘴说》拓片送给龙藏寺的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雪堂和尚将《龙图梅公瘴说》刻于龙藏寺碑林，并撰写跋语，述及此事原委。前不久，好友熊猫踏访龙藏寺碑林，拍摄了这件复制石刻，我句读雪堂跋语，胪陈如下：

《龙图梅公瘴说》碑刻于广西昭州，严中丞渭春尝为称扬赞颂。友人吕司马子丹官黔，摄罗斛篆时，使人往粤拓之。盖其钦仰乡人手泽有加无已。丁丑冬，子丹旋里，持拓本为志其意而重刊之。至朱、石二公之跋与书，允称双绝，爰命小徒融天双钩并勒，俾其传焉。光绪六年庚辰秋，绿天退隐雪堂含澈识。

光绪十年（1884），新繁知县段莹又将《龙图梅公瘴说》复刻于新繁东湖李德裕石碑像的背面，同时，段莹还写下《咏梅龙图五瘴说》七律一首，以纪念梅挚这位新繁名人。诗云：“岷江分派赴川东，间气钟生只有公。纯静持行君子德，忠贞奏议大臣风。谏言职省三时外，炯戒官居五瘴中。遍抚昔贤堂畔树，精神应与老梅通。”诗中所谓“昔贤堂”，即指“三贤堂”。南宋建炎年间，新繁知县沈居中在东湖之南建三贤堂，绘三贤像纪念乡人梅挚和有功绩于新繁的唐、宋县官李德裕和王益。清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三贤堂均有过重修。这是《龙图梅公瘴说》在梅挚家乡的另一则掌故。

1963年3月，郭沫若到访桂林，其间他登榕树楼，欣赏桂林市特意为他准备的一个小型文物展览，《龙图梅公瘴说》拓片就是其中的展品之一。郭沫若在《登榕树楼诗》中特意提到了这件展品，诗云：“榕树楼头四壁琛，梅公瘴说警人心。”

《桂胜》《桂故》对这件石刻只字不提

梅挚《五瘴说》不啻为官家药石、反腐檄文，在当今廉政教育大背景下更是备受推崇。前不久，桂海碑林博物馆还特意为《宋·朱希颜跋刻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建了护碑亭，可见这件石刻实在是很有分量。

明代张鸣凤《桂胜》《桂故》是记录桂林风景名胜、历史人文非常重要的文献典籍。“凡二十有四卷，前十六卷为《桂胜》，志胜概也；后八卷为《桂故》，志故实也。二志作，而山川之幽僻、古迹之几于沉晦者，至是悉显。”“故《桂胜》出，则不出户而可以神游；《桂故》出，即未暇咨询，一展卷而其人与事瞭然在目。其有功于山川甚伟，非徒备野史已也。”其中《桂胜》一书可以说是历代以来首次最系统、最全面收录桂林石刻的第一书。

位于《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左上角的是《宋·李师中留别桂林诗四首》石刻，张鸣凤在《桂胜》中采录了后面两首；在它正下方的是《宋·桂林撤戍记》石刻，《桂胜》中虽然没有采录，但张鸣凤注意到该石刻末尾的人名被铲去这一现象，并在《桂故》中专门论及：“龙隐又有总制出师军马夔路马副（步）军、副总管诸人之刻，其名并铲去之。岂以在戍，主客相嫌，不用约束哉？或残忍不戢，为桂人积怨故也？”在《龙图梅公瘴说》石刻的右边，分别是《宋·佚名题野梦一绝》《宋·易袚书世节堂》和《宋·吴猎撰广西转运判官方公祠堂之记》石刻。前者，《桂胜》没采录；中者，有采录；后者，没有采录，但在《桂故》卷五稍有提及。

对于《宋·朱希颜跋刻龙图梅公瘴说》石刻，《桂胜》《桂故》却只字不提！

原因或为石刻内容与所在的山无关

起初，我以为是张鸣凤对朱希颜行事抱有成见。其《桂胜》卷二“漓山人曰”云：“乃朱晞颜，师表一方，顾词忆歌者何？”对朱希颜写《南歌子》词忆念一个歌女，张鸣凤颇有微词。不过，这个想法显然不对，因为《桂胜》中采录有8件朱希颜的题诗石刻和1件题名石刻，超过朱希颜留在桂林的石刻总数16件的一半以上。其余未采录的7件中，除1件因位于伏波山面江崖壁，不便采拓抄录而未提及外，另5件虽然没有采录，但都有文字涉及，唯独对跋刻龙图梅公瘴说只字不提。

然后，我看龙隐山所在的《桂胜》卷七，只列举了“诗”和“题名”两大种类，没有“文”。《龙图梅公瘴说》属于“文”，自然就不可能收录。只是我心里还是有疙瘩，因为对于没有收录的同样位于龙隐山的宋颂、元祐党籍碑、董公德政碑、曾之神道、罗之御书、崇宁奖谕敕书等等属于“文”的内容，张鸣凤在《桂胜》中都有文字论及，给出了不收的理由。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认定张鸣凤只字不提《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其唯一原因就是《龙图梅公瘴说》石刻与月牙山无关，只能如此解释。

我在《张鸣凤的喟叹：<桂胜>译注与解读》一书中，曾分析张鸣凤不采录桂林石刻文献大致有十二种情况，其中最重要一种就是不采录与山无关的石刻文献。这是一条最为主要的标准。比如摹刻于南溪山白龙洞的李师中《种竹记》、刘仙岩的吕渭《养气汤方》，张鸣凤说：“之二者治戎惠民傥最要乎？则余志山者，非山所豫，亦毋庸志之矣。”可以说，这是张鸣凤最为旗帜鲜明的一番表态。即便是《种竹记》《养气汤方》这样的石刻文献，它们在治戎惠民方面最为重要，但与南溪山无关，所以也不采录。其他的比如：摹刻于龙隐岩的《高州石屏记》《程节米芾赠答诗》《王正功留题乳洞诗》等诗文，因为“龙隐无与也”，所以统统不采录；摹刻于宝积山的李师中《云》诗，“非指本山”，也不采录；摹刻于七星山的李文光《真圣殿记》和杨眉孙《全真观记》，“于攒峰列壑不少光赞，反为羽流张其土木，何以观焉？”放着七星山大好风景不写，反而大写特写修筑道观一事，实在让人想不通，所以也不采录。

不过，也有妥协情况，虽然与山无关，但也采录了。比如摹刻于宝积山的李曾伯《抗元纪功碑》，张鸣凤认为它“文非孟坚，功异车骑，且与宝积不相涉，概当黜之”，本来是不采录的，“然北虏深入，远窥南徼，自天地剖判所未有之事，其变非常，存以诏来，毋忽远忧焉！”采录它就是为了警示世人，敲警钟，这也算是张鸣凤的一番良苦用心了。

《龙图梅公瘴说》的确是一件重要石刻，可张鸣凤却坚持他的采录原则，竟至于只字不提。噫！果真是因为坚持采录原则而至于斯耶？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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