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中的童味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上面的人来放电影，一场电影下来，极尽生活乐趣。（资料图）

■记者沈青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在这个小朋友们最开心的时刻，大朋友们或许也会发出感慨：时间都去哪了？回想童年的记忆，我们或许穿过不同的年代，经历短缺、质朴，直到今日的繁荣、新鲜，每一位桂林人童年生活的轮廓，画出的是一条向上的、美妙的弧线。

每一个时代，人们的儿童生活大相径庭，决定了一代代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管贫穷还是富有，童年留下的歌谣、玩具、游戏、文化等等，都给了我们对生活的初体验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50年代：让我们荡起双桨

市民李潇潇是一位“80后”，他有些好奇，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父母这一辈“50后”拥有怎样的童年。

他的父亲李先生是一位退休民警，他告诉李潇潇：“我们的童年与你们有天壤之别，但也有相同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

李先生记忆犹新，1959年他第一次看到了著名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赋予了红色年代的儿童们“花朵”之称。而电影中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传唱至今，影响了一代代儿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位50后父亲带着80后儿子一起哼起这首儿歌，更多的童年影像穿越时空而来。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出现了一批传唱至今的儿童歌曲。比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当然，也有更加简单直接的革命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就是李先生和玩伴们喜欢唱的童谣。

努力站起来的国家精神，也渗透在那一代儿童蓬勃的血液当中。

那时还生活在农村的李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四害”，指的是麻雀、苍蝇、蚊子、老鼠。儿童们作为小帮手，用上了弹弓、笼子、网，用敲击脸盆制造的噪音去围剿麻雀。“那时小朋友只觉得好玩，还没有那么强的运动意识”。

60年代：请叫我红领巾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孩子们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富足中成长。

1961年，黄晓武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妈妈给他和三个姐妹兄弟做玉米面稀粥，开始他觉得好吃，一顿吃三碗。以后老吃，就烦了，而且还不顶饱。此后两三年内，饥饿感是这些孩子无法摆脱的。但即使如此，他们在放学路上从不会去偷地里的蔬菜。

黄晓武说，精神是那个时代留给这一代少年儿童的宝贵财富。有关“花朵”的歌曲继续传唱，比如《花儿朵朵向太阳》，“花儿离不开土壤，啊……鱼儿离不开海洋，啊……少年儿童千千万，离不开亲爱的领袖，离不开亲爱的党。朵朵花儿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红色少年的心头，长上了红色的翅膀，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奔向那祖国需要的地方。”“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也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那个时代儿童精神的写照。

1963年，所有的孩子迎来了一位前所未有的偶像———雷锋。他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志“雷锋做啥我做啥”。

黄晓武回忆，他家就住在火车站旁，那时在火车站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时刻准备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要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

当这些受助者问孩子们名字时，他们会整齐划一地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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