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抗战时期桂西路

1938年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

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1939年）

1938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桂林版

□魏华龄文/供图

桂西路（今解放西路），指的是抗战时期的桂西路。对桂西路，曾有过多样的解读，但主要有两种：一是“书店街”，因为当年整条街及附近街巷都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书店；二是“文化街”，因为这许多书店经营的都是文化事业，而非一般的商店。同时，除了书店林立，还有一些文化机构。这两种解读都是从表面现象去看，去概括，未能说明这些书店的经营性质和文化内涵。

由于这条街不仅有书店，还有报社、文化单位和学校，与其名为书店街，还不如说它是抗战文化一条街更为恰当。201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桂西路———桂林抗战文化一条街》的文章，刊载于当年8月的《今日桂林》月刊上。文章从6个方面传递了这条街的信息：即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信息的来源地；这里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地；这里是爱国主义作品的集结地；这里是文化工作者活动的集散地；这里还是当时书刊出版发行的中心；是对国民党扼杀进步文化的抗争。这六条从文化内涵上，既反映也说明了当年的抗战文化一条街为代表的桂林文化城，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为主要标志的。今天看来，感到不足的是没有把书店街的这些书店性质和特点加以说明，而在当年，广大青年读者多是心中有数的。

当年在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工作的洁泯于1963年写的《记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业》（载1963年11月29日《广西日报》“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文中写道：

桂林有两条热闹的街，一条是桂西路，一条是中南路，这两条街有不少书店，尤其是桂西路，几乎是书店街，走在街上，两边书林盈目，热闹非凡。从一清早起，几个最受人注意的书店，像《新华日报》分销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都挤满了人。这种景象，被人们当时视为“文化城”的一个标志。自然，由此向广大读者传播了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倒是实在的。

进步的出版事业，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由党公开出面经营的，像《新华日报》分销处，设在桂西路。这里供应的出版物，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和可以公开发行的党的政策文件，还有《新华日报》社论集之类。这类书，国民党最头痛，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记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刚从重庆运到桂林的时候，因为只有那里有得卖，书一到，人们奔走相告，顿时抢购一光。

第二类的出版业，数量较多，他们的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进行的。所出的书，颇为读者信赖，因而影响是不小的。例如大家熟知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便是。这三家有共同的地方：出版物都着重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但也还略有不同：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哲学理论读物较多，其中新知书店出版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生活书店则以出版青年读物，抗日救亡读物和文艺作品等为主。这些书店，除新知一家以外，都是重庆的分支机构，它们的任务，大体是重印和发行重庆出版的新书，所设的门市部也比较大，陈列图书的门类品种也比较多，因而拥有读者也是最多的。

还有一家，是附设在《救亡日报》里面的，叫南方出版社，出版过一些国际时事问题的小册子和文艺作品，规模虽小，但出书严谨，踏踏实实，在读者中留下的印象也颇深。

第三类，政治性要淡一些，可以文化供应社为代表。这个出版机构，由胡愈之发起，组织了广西地方上的进步人士办起来的。因为要让它站得住，出版方针就不能不稳重一点。它的规模不小，出书也出刊物，有很像样的编辑部和发行机构。所出版的书，以知识性的读物为多，如近代史、经济理论读物等，好像还出版过字典。此外，它还出版一点通俗性的读物，很有些特色。例如人们熟知的《新水浒》，就是在当时出版的。记得它还出过一个通俗性的刊物，叫做《新道理》，举凡国内外时事形势，一直到思想修养问题，常有一点简明通俗的好文章。不消说，很受读者欢迎。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中间性的书店，他们大抵只办发行业务，很少出书或是不出书的。这样的书店，为数也不少，它们都分散在桂西、中南两路，把这两条文化街点缀得格外热闹。

但是，奇怪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文化事业，像中国文化服务社之类，可谓“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总是门可罗雀，几个店员在那里抽烟聊天。他们在桂林也出版和翻印了不少书刊，除了在机关学校内强行摊派之外，别无出路，因而人们竟想不起那出版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洁泯即许觉民，1937年进入生活书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在生活书店工作，是桂林文化城的历史见证人。所述史实，反映了当年书店街的一些真实情况，也反映了书店街的文化主流。而对国民党主办的一些书店像中国文化服务社之类的描写，连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并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仇视。在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上，顽固分子在会上宣称：“生活书店的书籍，曾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按：指国民党）的文化事业都等于零，不能和它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见穆欣著《邹韬奋》第1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果然，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风云突变，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被停办。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被迫停刊。与此同时，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也受到迫害。当年新知书店总管理处（设在桂林）副经理华应申1978年7月在《桂林三家革命书店的反迫害对策》（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二辑）一文写道：

桂林生活书店首先被广西当局命令“限期停业”。生活书店得到通知后，发起了“退兵的一战”，这就是举行了几天的“廉价”出售。生活书店举行廉价出售的消息一传开，读者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书店门市部所在地最热闹的中南路交通为之一度阻塞。对此，桂林警备司令部惊慌失措地派出了大批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这么多的读者涌到生活书店，当然不完全是为了买几本便宜书，甚至完全不是为了买书。这是群众对革命的书店的声援，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一种抗议。

谁都知道，生活书店被限期停业是广西当局迫害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信号。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为此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新知书店的办法是：把桂西路门市部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仍保留了附近太平巷的办公地点，继续办理批发和邮购业务。文化供应社是约一年前广西进步人士办起来的出版社，社长是陈劭先。该社创办之初，胡愈之同志参与规划工作，并实际上主持编辑业务。记得胡老有过出版一个规模颇大的通俗“文库”的计划，那时已经陆续按计划出书。邵荃麟、林山、傅彬然、宋云彬、司马文森等同志，似乎都曾经主持或参与该社的编辑工作。负责该社出版、发行工作的是赵晓恩、刘诒等同志。应该说，文化供应社是与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出版单位。不同的是它属广西地方书店，更多地利用了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进步人士的社会地位和他们与李、白、黄等的历史关系，开展文化工作。新知书店把门市部收掉，文化供应社接办，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方式。其实是“文供社”对“新知”的支持和相互支持，在当时不失为保存进步力量的巧妙对策。

读书生活出版社采取了另一种对策，即明里坚持营业，暗中疏散物资，准备广西反动当局撕破脸皮前来查封的对策。我离开桂林时（按：华应申当时调上海新知书店工作），记得还处于这样的僵持状态。

当时桂林“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都采取了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战术，大都配置了第二甚至第三、第四线的机构。为了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改头换面地挂上了“远方书店”、“实学书局”的招牌，由邵荃麟等负责编辑工作。读书生活出版社挂出了“新光书店”的招牌，对外由张汉卿当“老板”，实际由范用负责。生活书店一度与冯玉祥办的桂林三户图书社进行合作，另由赵筠出面组建学艺出版社，地址在桂西路的府后巷。

从这里我们看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从桂林书店的名录上是消失了，但三家的工作人员还在，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改头换面”、换了招牌，继续从事出版发行工作，传播进步文化。

国民党当局于1941年2月将三家书店扼杀了之后，在生活书店的原址上换上了国防书店的招牌，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原址上换上了中国文化服务社的招牌，打着“国防”、“文化服务”的旗号，实际上在贩卖国民党的货色，妄图与进步书店争夺读者，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进步读者的抵制，结果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针对国民党当局挂羊头卖狗肉的恶劣行径，当年著名杂文家聂绀弩（署笔名迈斯）写了一篇题名《韩康的药店》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4月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此，“韩康的药店”也就成了讽刺那家国防书店和此类书店的代名词。

聂绀弩的这篇文章，巧妙地采用了故事新编的形式，将汉代的韩康和宋代的西门庆糅合在一起，成为同一时代的同一故事。故事说：韩康为人诚实，他开的药店货真价实，信誉极好，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而恶霸西门庆开的药店惯卖假药，坑害病人，生意清淡，门可罗雀。眼看韩康的生意越做越好，西门庆不禁又气又恨，他勾结官府，派人毒打韩康，还把韩康的药店封了。不久韩康又开了一家新药店，生意仍然红红火火，顾客盈门。而西门庆因多行不义，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讽刺国防书店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名为《在密密的书林里》，作者欧阳文彬是从书林中生活过来的人。抗战时期，她在桂林新知书店任编辑，皖南事变后经组织安排她到文化供应社工作，是桂西路书店街和文化街的见证人。《在密密的书林里》这本书，就是以抗战时期桂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战斗历程与真实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它艺术地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书林斗争”的历史画卷。特别是该书从“开辟二线”一章开始，及“公平交易”、“退兵一仗”、“暴风骤雨”等章节，更是当年出版战线一场激烈斗争的艺术再现。好书就是火种。我们的职业就是播火，门市就是播火的第一线，栈房（仓库）就是保存火种的地方。播火，就是播精神文明之火，播革命理想之火，播科学文化之火。

播火，尤其是播革命理想之火，是当年书店街的一大特点。

还要指出的是，当年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抗战书刊在桂林的广泛传播，无论是品种之多，读者之众，其影响的深远，在解放前桂林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而这些都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发生在桂西路及其附近的一些街道上。

70多年过去了，关于桂西路和书店街的故事，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知其所以了，而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却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其中不少人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桂林抗战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到启蒙，从而倾向进步，奔向抗日前线，走上革命道路的。

桂西路、书店街之所以值得记忆、令人怀念，正如文化城见证人秦似教授说的，因为它“在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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