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商都”西安源远流长（下） 专访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

李刚教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纵观西安自周秦汉唐以来‘千年商都’的历史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安作为‘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并为实现西安追赶超越提供历史支撑和现实亮点。”被誉为“陕商研究第一人”的李刚教授指出，西安是千年国都，十三个王朝推为国都极选；西安又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祥之地、千年中国经济中心和长期的国际化大都市。因此，西安才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千年商都”，并且是创造了中华民族汉唐盛世的“千年商都”。这是西安人创造的历史荣耀，也是西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自尊，更是西安人文化自信的基本标志。

■记者张潇

西安有着“千年商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中国著名管理思想家管仲在其《管子·乘马》篇中，对确立国都的条件有过议论。他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确立国都要综合考虑经济、山川、植被、道路等诸多因素，才能确保国祚永昌、长治久安。西安正是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经济上讲，西安地处八百里秦川核心区，具有作为国都雄厚的经济实力。秦岭从青海喀喇昆仑山缘起，由北往南走向，到陕西的宝鸡变为东西走向，呈弧形环绕了整个陕西中部。这种造山结构，使秦岭可以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将寒风吹过黄土高原携带的大量黄土颗粒散落在关中平原，为陕西粮仓的形成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在黄河与秦岭之间，形成了被山带河、四塞雄封的关中平原，是我国精耕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和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存量富饶的关中粮仓。

《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大臣娄敬通过对关中和洛阳的比较，向刘邦直言建都长安。他指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娄敬这段分析关中的话，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的优势都考虑到了。故而当年苏秦入秦国羡慕地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这些使西安“秦中自古帝王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三朝推为极选，成为国都上区，创造了中华民族最繁华的汉唐盛世，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讲，西安具有作为国都的历史人文基础。关中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时期，这里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因此，自周以来就是天下国都的王畿所在。

从生态上讲，西安具有建设国都良好的自然生态。关中被山带河，南有巴蜀之饶，自古以来有很好的植被并蕴藏着丰富的物产。周元朊朊，堇荼如饴。关中陆海隩区，林障秀阻。渭河上游的陇山，遍地都是森林，入陕后北有崤山，其中有“松柏之塞”、“桃林之塞”，森林面积十分广大；南有秦岭巴山，中间高山深谷，千支万派，有山全是海，无处不生林，蕴藏着丰富的森林植被。山林川谷美，必然天才之利多，厚重的森林覆盖使陕西物产丰富，秦巴山区“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磺、竹、箭、穆耳、石菌”。本省之秦岭山脉、南部之巴山山脉、北部之横山一带均有广大煤层，他如蓝田之玉、南郑之金沙、旬阳之钴、镇安之铜、略阳之汞、沔阳之铁、大荔之盐，以及延长附近之石油矿，蕴藏丰富，为举世所瞩目。这种丰富的植被，为建造首都楼台亭阁提供了便捷的木植供应，而且取之不竭。加之众多的森林植被，又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环境，保护物种，为当时整个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生态保证。

从军事上讲，西安具有立都独特的地理优势。关中四塞之地，东有黄河为阻，南有秦岭之隔，西为陇山、岍山，北有岐山、九嵕山、嵯峨山、尧山、黄龙山、梁山，层峦起伏，道路险阻，易于设防，对外来往就靠几个关口，即东边的函谷关、南边的武关、西边的散关、北边的萧关，因而固若金汤，历代被人们称颂。

这一系列便利的地缘生态优势，使西安成为周秦汉唐以来十三个王朝国都的不二之选。

西安又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祥之地。远在原始社会的半坡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就已经存在商品交换的现象，到临潼姜寨父系氏族社会遗址已经出现用猪的下颚骨作为财富代表的实物货币。自炎帝“造廛设市”以来，商品经济就在西安持续不断地得到了发展。自从周朝设国都于丰镐，将市场搬进城里，西安就成为“城中设市”的城市，而且丰镐都城中的市场规模很大，贸易业很繁盛，各色人等都在城市中，迫使周王朝不得不设计“工商食官”的管理制度，开了中国城市管理制度化的先河。秦王朝立都咸阳后，进一步推进了城市的建设，咸阳城内设“咸阳市”，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固定市场，还设有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市场的基本面貌是“修整里阓，市张列肆”。还通过将秦商乌氏裸发现的丝绸贸易上升为国家行为，开辟丝绸之路而使秦都咸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汉承秦制后，汉王朝大力建设长安城，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城市。汉王朝又通过张骞疏通西域，逆袭匈奴，使丝路贸易得到维护，中外商贾，云集长安，使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代，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兴起的唐长安城，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尤其是唐长安城的西市，是典型的国际贸易中心，不仅有大量秦商在这里从事各种贸易，还有相当数量的“胡商”在这里谋求发财的机会，以至于学说“胡语”、方便交流，成为长安人流行的时尚。进入宋元以后，西安因重要国防地位而备受宋元明清历代政府的重视，尤其是明清时期西安府所辖的泾阳、三原长期是西部的“商务总汇”和经济中心，在这里依然演出了五百年威武雄壮的商贸经济的历史活剧。

西安有着“千年商都”优越的地域环境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依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长城为界而形成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这两种经济结构各自存在着生产和产品的单一性与经济上强烈的互补性。中原农耕地区，有茶、米而没有马，草原有马而没有茶。他们需要经过交换来满足各自的需求，而这两种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交换性和互补性，而在这样的地方，常常会产生大商市和大商人。西安正处于这两种经济结构的接合部。这种地处中原与草原接合部的地域结构，就使得西安一定是联接农牧的大商都，承担着历史上通过商品交换保境安民、和谐中原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关系的繁重任务，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都和商人汇聚之地。

对此，司马迁有极其精当的分析，他说：“天水、陇西、北地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西安地处农牧接壤地带，关中是农耕经济的发达之区。而关中北有陇右之畜，“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肉”，自秦代以来“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并且，长期的交换活动，使秦人形成了重视商业的观念，“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后来明人张瀚在其所著《松窗梦语》中说：“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

司马迁与张瀚两人相隔一千多年，却重复着同一个观点，足以说明西安不仅是政治上的国家首都，也是连接中国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首都，即商都。这种独特的地缘结构，使西安与一般所谓的“商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商都”，也许是长期因从事交换而形成的比较固定的商贸城市，但它们绝不会像西安这样千百年来固定承担着连接中国两大经济板块的贸易任务，而且是以国家首都的面目出现承担这一任务，这就注定了西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千年商都”。

正因为西安承担着连接农牧两大经济区域的繁重任务，这便决定了西安“千年商都”一定是具有承载巨大贸易量的国家级“商都”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通过“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形成的“商都”。西安的“千年商都”承担的是连接中国两大经济板块的任务，而两大经济板块之间的贸易量是具有国家级的贸易当量，绝非某一个地区所谓的“商都”所能比拟的。就拿明清时期的西安府所属泾阳、三原来说，贸易量显然是在国家级层面上的。茶叶动辄4100万斤，棉布动辄2700万匹，药材动辄数千万斤；皮货动辄数千万张，一个商人一次携带的购布银两就达“数万数十万两”，做的都是一般商人无法想象的大生意。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承担的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任务。

正因为西安承担着连接农牧两大经济区域的繁重任务，这便决定了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作用，就不仅是通过贸易获得盈利，同时又带有保证边疆安全、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这才是一个“千年国都”商业应该具有的基本面貌，而非一般商都仅仅是从盈利的角度进行考量。因为，西安无论秦汉以来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唐宋以来作为“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的起点，其贸易的目的都是为了和谐民族关系、确保国家的安全。秦始皇所以把秦商乌氏裸封为贵族，就是肯定了他发现丝路贸易对秦帝国发展的重大政治经济作用；汉武帝所以两次派张骞“通西域”，也是为了驱赶匈奴，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边疆的安全。就是到了明代，明政府在陕西搞“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保证边防军的后勤供应和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正像明初茶马御史杨一清所说，明政府在陕西搞“茶马交易”的目的就是“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这是我们认识西安“千年商都”并把它与其他“商都”区别开来的基本点。

西安形成了“千年商都意识”

正因为历史上西安是连接农牧、保境安民的“千年商都”，从而使活动在“商都”的商民“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从事商贸活动中形成了浓厚的“千年商都意识”，这主要包括：

其一，重视商业、农商并重的交换意识。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使西安商民积淀了厚重的交换意识，认识了商业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形成“民益玩巧而事末”的职业选择。尽管在重农抑末的体制下，他们重视农业，但并不轻视商业，而是实行“若要发，买卖搅庄稼”的农商并重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了“耕商传家”的传统习惯。这是西安“千年商都”赖以持续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也是西安“千年商都”历史地位对西安人思想的影响和陶冶。

其二、商都所在、首善之区的“家国意识”。西安作为连接农牧、保境安民的“千年商都”，其商务活动总是与满足国家需要和保证国家安全相联系，这就使得西安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和特有的“家国情怀”。他们总是把商业经营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以商事国、以商兴国、以商护国，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节操和建功立业的英雄渴望。无论是乌氏裸发现丝绸贸易，还是巴寡妇清将亿万家财捐资修建长城；无论是大唐西市商人赵意满“居白屋而缴国税”，还是大唐西市商人王酒胡纳40万钱捐修“朱雀门”；无论是三水唐家屡次破家纾难、捐银助国，还是泾阳安吴堡周莹捐资70万两银子于清政府、被封为“护国夫人”；无论是渭南商人曹玉坤捐巨资给清政府、被封为“资政大夫”，还是富平商人王登瀛捐银2000两资助军饷；都反映了西安商民的爱国情怀。商人张成德“出赀助军饷，其友规之曰‘若意逆旅主人捐金，恐后治为例’，张应之曰：‘我享国家太平之福二百年，今不报销，非良民也。’”就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

其三，天下总汇、海纳百川的包容意识。西安“千年商都”，系全国经济中心、南北物质交流之地，汇聚各地物产于帝辇之下；千百年来科举取士，汇聚全国士子于国都明堂之旁；工程建设汇聚全国能工巧匠于皇宫林苑，丝绸之路又汇聚“胡商”于西市之内。西安还是释、道、儒三教汇聚之地，胡服骑射，五方杂处，形成西安人雄阔四海、有容乃大的包容意识。大唐西市商人窦乂与胡商米亮之间的友谊成为千古佳话；胡姬在曲江池旁酒肆伴舞成为帝京亮丽的风景；明清时期西安商人与山西商人联合组成“西商”在全国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以至于1949年解放，山西商人从西安撤资，携带的财物从风陵渡摆渡运回山西，足足摆渡了三年才运完，使风陵渡黄河滩几乎成为“万国博览会”，就足以见证西安商人的博大包容心怀。

其四，在商言商、求真肯干的诚信意识。西安“千年商都”源远流长的商务活动，培植了西安人在商言商的求实作风，他们诚实守信，吐字成钉，不尚空言，形成务实肯干、言行必至的干练作风，说一不二，忠义为先。兴平商人吉光烈，马嵬坡人，同治年间与咸阳人张生在乾县做生意。张支用困乏，临别时吉光烈贷款百余金，助其渡过难关。张自度无力偿还，诡词寄女而去。旋寄书并婚劵，请吉光烈以其女充侧室，女姝色也。光烈时年四十无子，妻子劝纳之，光烈峻拒。阅二年，张来视，犹然总角也。骇而返走，光烈赁车送女归其家曰：“女任君嫁，银可不偿。”张登门叩谢而已。这就是西安人光明磊落的浩然正气，不以利诱、不以色动、刚正不邪的人生性格写照。

这些由西安“千年商都”历史地位所形成的“商都意识”，是西安千百年“天下商都”发展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历史财富。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西安迎来一系列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部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临空经济示范区、军民融合示范区、西部唯一的自贸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等。在这种情况下，突出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对于提升西安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对于提升西安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为西安守护一份历史自尊和增加文化自信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并将以此而载入新时代西安发展的历史史册。

建设西安“千年商都”现实意义重大

研究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重新确认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有利于推动西安的思想解放，牢固树立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为新西安发展提供历史参照和精神动力。

其次，重新确认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可以为提升西安的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西安作为“千年商都”，是数千年中国的“经济国都”和内外贸易中心，历代王朝对西安“商都”的治理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从周代的“工商食官”管理体制的创立，到秦代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的制度创新，从汉代的“坊市制”到隋唐的“东西市”管理体制以及宋元以后的街市制，历代王朝对西安“商都”治理投入了巨大精力和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对西安商都的治理，为全国提供了榜样和模板，使天下“通一式”。这些为今日对西安进行治理、提升西安的现代治理能力和形成现代城市治理体系都可以提供历史的参照系和历史经验。同时，从秦汉以来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连接中国和西域的国际大都市，唐代更将其推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治理最好的城市，创造了辉煌的大唐长安治理文明。这些又为我们建设今日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历史的支撑和历史的借鉴。

其三，重新确认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对于提升西安的世界城市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有重要现实作用。世界历史上许多“千年商都”，都对历史的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如意大利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马其顿帝国的马其顿都曾经是世界贸易中心，对世界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是中国十三朝“商业中心”和“经济国都”，它对于连接农牧两大经济板块和加强边疆建设和实现民族和谐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天，重新确认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对于完善西安的历史风貌，提升西安的综合城市影响力和增强西安的核心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

其四，重新确认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对于提升西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西安今日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重新确立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刷新西安的城市形象，增强西安的城市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并以“千年商都”的新形象，汇聚天下资本，招揽天下人才，使西安各种优势竞相迸发，真正成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和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以“一带一路”核心区的风貌，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将“千年商都”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和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从而真正实现西安历史上又一次追赶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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