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刹与我二三事伍应禄

黄勇刹 像

我和勇刹认识是在1963年初。当年二月份广西作家协会和广西区总工会联合开办广西首届文学讲习班。我当时是在都安拉烈担任中学教师。都安有我和蒙冠雄两人参加。讲课前，好像是包玉堂过来拍了我一下，指着一个瘦个子中等身材的人对我说：他就是黄勇刹。我和勇刹握了握手，就算认识了。

当我知道黄勇刹在文化厅里有一间小斗室时，就经常过去和他聊天。1958年我还在高中读书时就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集刊》上发表了不少民歌，之后又陆续在《羊城晚报》等区内外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民歌体新诗，我自认为自己对民歌多少有点研究，就不自量力地跑去和当时的广西民歌王探讨民歌。勇刹比我大几岁，他对民歌涉猎很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三姐》在广西开始流行时他就是被自治区领导指定为专门跑广西各地收集民歌并加以整理收录入剧本中的编剧之一。但他并不嫌弃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相反我们谈得很开心，末了甚至还比赛看谁知道的古里八怪的山歌多。我那时正积极准备调动的事，谁知天不从人愿，那场铺天盖地的“文革”不久即席卷全国。一切都变了，我和文艺界失掉联系整整十三年，直到1979年作协广西分会恢复运作，我被首批吸收为会员，不久又调到河池地区文化局参加创办《金城》文学杂志，担任诗歌编辑。

1984年7月河池地区首届文代会召开，自治区文联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来祝贺，代表团中当然少不了黄勇刹。于是勇刹又成为我们的贵宾，可惜我因为会务太过繁忙，未能单独招待他，只记得留有他一张讲话时的照片。在这次会上，我当选为秘书长。在送别黄勇刹时他特地嘱咐我，到南宁不忘了到他家玩。

文代会后不久，有一天下午，黄勇刹像从天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金城》编辑部里，他带来一个陌生人。一进门我还来不及跟他握手，他就过来拍我的肩膀，说：“这就是伍应禄！”陌生人过来和我握手。这时勇刹才指着陌生人对我说：“语委主任覃耀庭。”覃承勤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闻声也跑过来，他的眼最尖，一眼就看出勇刹胸前掉了一颗纽扣，忙说：“黄老，你掉了一颗扣子，我来帮你整。”说罢立刻跑回家去要针线。我听到覃承勤称呼勇刹作“黄老”，感到有些不自然，因为我从来对他都是直呼“勇刹”，非常亲切，习以为常，就像对包玉堂也是叫“老包”对韦志彪叫”老彪”一样，想不到覃承勤却称他作“黄老”，其实勇刹当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吃饭前勇刹私下跟我交底，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来要我到广西民族出版社去担任诗歌编辑兼发行部主任，就跟我现在在《金城》的工作相同，可是那里的范围却宽广得多。因为民族社归语委领导，所以覃耀庭主任就亲自来了。而且勇刹说，他的女儿黄琼柳也在民族出版社做编辑，她现在学写诗，希望我去以后能多指导他女儿。他说，民族出版社目前暂时还在新华社广西分社的楼下办公，现在正在大阪区盖新房，到时候肯定分给你一套房子。河池方面肯定不想让你走，现在关键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说我当然愿意去，但我自己不好开口，希望你们多抓紧催。

当晚的宴会就在覃承勤家里举行，红兰美酒，觥筹交错，佳话频频，酒香情浓。可是一到勇刹提出要人的问题时，整个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当时文化局局长赵德义是一位复退军人，级别不低，13级，当时一般正县级干部最高才16级。这个老头子很倔，勇刹的话还没说完，他立即就不客气地拒绝了，把整个酒宴弄得很僵。

后来还是因领导不放行，广西民族出版社我没去成。

不久，北京传来噩耗，勇刹在京开文代会期间遽然与世长辞！广西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人民喜爱的民歌歌王，我从此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师长和一位推心置腹的挚友。我不由想起了他常对我讲他最得意的一首民歌：

当初哥有十八九，

花在人园也去偷；

如今哥有三十几，

望花落地懒低头！

于是勇刹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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