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的前前后后——文坛忆旧之一 伍应祿

《金城》这本文学杂志对于今天青年一辈读者可以说已经是十分陌生了。然而在当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它应运而生，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一本走红全国、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学杂志。它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队伍由“文革”中最沉闷的底层破壳而出，开始复苏并迅速走向繁荣的大进军进程中的一支先锋队，尽管它手中的武器算不上十分精锐，然而这支队伍却始终冲在集团军的最前列，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精神，无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从文学本身来说它已尽其力而为，而从其载体发行方式上它却创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至今仍被许多后继者所仿效。在河池的文化史上它是一座光芒耀眼的里程碑，它在文化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不同层次的作者包括一些顶尖级人才，留下了一些作品，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惠及当代河池籍作家，而且间接影响和熏陶了无数的后来人。

《金城》从1981年秋季创刊到1987年由于种种原因同广西的大部分地、市级文学期刊同时停刊，其间只存了短短7年时间，这是弥足珍贵的短暂时光。对于《金城》应作何评价，我不是评论家，不敢也不便妄加论断，况且就在当年的《文艺报》上就已经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无须我多嘴。

在老一辈读者当中，很多人至今仍对《金城》津津乐道，它可以说是河池文学的一个骄傲，它的最高发行量到底是多少就连我这个发行人也说不清楚，因为在桂平打好纸型以后除了发行华南片部分在桂平印以外，另分头由几个人把纸型分别拿到成都、西安、南京、郑州等好几个地点同时印刷，实在难得有一个很准确的统计。记得1987年我在写给《广西期刊资料汇编》的汇报材料中报的最高数字是50万份，其实是不准确的，因当时我已经不具体管刊物发行的事，而是分头由另外几个人去抓。总之它是发行全国各地影响极大的一家地市级文学期刊。别的不多说了，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当年我在杭州大街上看到一家大旅社的招牌用的就是《金城》刊头上的两个字形，由此可见一斑。

在为数不多的初期《金城》同仁中，我的年纪排行老二，初到《金城》时我已届不惑之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像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都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无情又毫无意义地耗费掉了。在《金城》早期的同仁中，我被戏称为“刀笔吏”，因为在编辑部一则我的笔头来得快，二则笔锋尖锐，编辑部里每有应景之文大都由我捉刀，但和诸位高手相比文学成就我又是最低的。后来，正如俗话说的“树挪死，人挪活”，同仁们一个又一个先后离开《金城》这块老根据地，远走高飞了，而我作为一个最先有机会调离的人，1984年就有调往深圳某报社的机会，没有去成，后来反而一次又一次坐失了良机，最后死守老营盘直至告老退休。

作为一个当年曾经参加过创办这份刊物后来又在河池地、市文联待的时间最久的我，对这份刊物不用说自然有着特殊感情，参与《金城》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在我77年的生命航程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快乐之洲，他留给了我许多友谊的眷恋和温馨的回忆。正是“书郎零落头今白”，如今我已垂垂老矣，但仍怀着对《金城》这支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当过全中国文学大进军行列排头兵的这份期刊的崇高敬意，凭着似乎还尚未完全衰退的记忆，从我个人的角度，把那一段对于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往事记录下来，以便为河池的文化史保存一点第一手直观资料。还是先来探索一下我自己的文学足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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