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清廉财相养民为先

刘晏画像■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王恩标代明

1200多年前,有一队人马疾驰在漕运河道边。进入曹州南华(今菏泽东明县)界时,为首的一位老者似有心事,脚步半停,举目眺望。众人疑惑间,老人却迈开双脚,大步向前,不再回首。

老人便是正在调研漕运的刘晏。为恢复漕运,他呕心沥血,四处走访,马不停蹄,即使路过家乡,也是过家门而不入。

不久,漕运恢复,南华人欢欣鼓舞,以刘晏为神。

菏泽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福禄说:“刘晏勤政爱民、廉洁为官的品德,千百年后也值得当下为政者学习和借鉴。”

临危受命——

焦心苦形,期报明主

刘晏,字士安,生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曹州南华人。

李福禄说,刘晏幼年才华横溢,乡里号为神童,他8岁献赋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銮驾经停南华,8岁孩童刘晏献赋。玄宗对他年幼能文感到惊奇,令宰相张说亲自考察,张说回称:“这是国宝。”当即封为太子正字,检校皇家藏书。刘晏借此良机,砥砺读书,学问日进,为日后治国理政打下良基。

天宝时,刘晏离开长安,赴夏县就职。任夏令期间,他劝农桑,拿盗贼,养万民,百姓安乐。未尝催赋,而农人皆不逾期,一时引为德政美谈。日后刘晏任职各处,均“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

年轻的刘晏在地方励精图治,治民有方。但他内心却颇为苦闷,时常以诗酒自酬,排遣对朝政的忧虑之情。

此时的唐王朝,还沉浸在盛世的繁华中,丝毫不觉内部潜藏的严重危机。玄宗耽于享乐,昏聩怠政,先后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专事搜刮,百姓怨声载道。在边疆,戍边步卒和边地将领,结成牢固的依附关系。节度使大权独揽,地盘日大,与中央矛盾激化。天宝元年(742年),边军达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已经尾大不掉。天宝末年,终于爆发安史之乱。

刘晏避乱逃亡到襄阳,同时观望天下的形势。永王李璘奉旨入江陵,募集乡勇,延请流亡的文官武将。接到李璘的聘任书,刘晏却出人意料坚辞不受。他在给房琯的书信中,借讨论古今诸王异同的机会,对天下大势作着预判,“众王从宫廷到外任职,一下子就希望建齐桓、晋文公的功劳,这是不可能的!”后来永王果然因谋反被杀,时人由此钦佩刘晏的眼光。

后诏书拜刘晏为彭原太守。彭原遭安史之乱,十室九空,成了荒凉的无人区。杜甫诗《无家别》中说:“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刘晏在给宰相元载的报告中,也极言社会受创之深,“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

刘晏到任后,招募流民,开垦良田,保境安民,民号“称职”。不久因官德清正、政绩突出升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开始打理国家食货之事。

此时的长安,正爆发大规模的粮荒。漕运废弛,江淮米粟无法抵达,长安粮草频频告急,米价腾跃到离谱的一斗千文。百姓无米下锅,变成流民,官府和禁军“无兼时之积”,甚至皇帝也要到东都洛阳就食。

流民日多,长安不安。唐代宗忧愤难眠。广德二年(764年),代宗提拔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寄望他能恢复漕运,拯救残破的国民经济。

接到上任的消息,刘晏不敢耽搁,立即带人勘察漕运河道。他浮淮、泗,达于汴水,入于黄河。又循着底柱、硖石,观察三门峡遗迹；至河阴、巩、洛等处,见到宇文恺修筑的梁公堰,视察李杰的新堤,尽得其病利缘由。

刘晏一路考察,所见尽是漕运破败的惨象和乱象。他不禁忧伤痛楚,在报告中尽皆道出:“运河两岸百姓大量逃亡,白骨露野,不见人烟,野兽出没,令人怆然。而漕运河道年久失修,泥沙沉积,河床淤塞,粮船如旱地行舟无法通行。运河两侧盗贼蜂起,地方大乱,运粮安全得不到保障。沿岸的唐驻军,普遍缺衣少食,骄横无纪,对粮船早已虎视眈眈,难以制服。”

收起悲伤,打点行囊,刘晏火急火燎地赶赴长安,向代宗汇报。为打消大家的疑虑,刘晏在路上指着滔滔黄河水,向随行属官表露心迹:“见到一处水道有淤塞的,自己就想扛着铁锸疏通；看到有一粒粮食没运走,便甘愿自己背着先行。不惜心力交瘁、形体劳苦,是为了报答明君的厚恩。”他还将这些话写入报告里,以表自己拳拳决心。

为坚定代宗的信心,刘晏在上奏的表章中,着重阐述了恢复漕运的四点好处。

一能立即缓解长安粮荒,减轻关中百姓税赋徭役,是极得民心的好事,“京师三辅,苦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二能加速东都洛阳等战乱地区经济社会复兴,“东都雕破,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廛渐可还定”；三能安定京师,强干弱枝,重建中央权威,遥控藩镇威慑四夷,“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错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四能活跃城乡经济,逐渐走出安史阴影,重现盛世景象,“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

这四点无疑契合了代宗内心渴望“中兴李唐”的念头。代宗立即把刘晏的报告送给元载,征求意见。元载本想在漕运上有所作为,见刘晏决意恢复,遂玉成此事,“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漕运整修——

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一旦获得授权,刘晏马上整修河道,修建粮船,办事雷厉风行,效率非常之高。”李福禄拿起手中笔,在白纸上画着草图,向记者演示刘晏整修漕运的大致流程。

刘晏苦思冥想,制订详实的工程计划。他向代宗上书,请求借用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的兵丁,迅速将汴水疏通完毕。他不顾身体羸弱,时常亲临汴水,激励劳作的兵丁们奋勇向前。刘晏还委派官吏,掌管丹阳湖,严禁沿岸引水灌溉,自此河道不再干涸,漕运无后顾之忧。

忙完疏浚,刘晏开始着手造运粮大船。《资治通鉴》中记载,刘晏在扬州建造了运粮大船2000艘,给每船1000缗的船费。有下属心存疑惑,认为虚耗钱财有所不当。刘晏对下属说:“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

造好粮船,刘晏又帮船只配备船长和水手。

以前,各州县让富户督办漕运,强迫百姓作船工。百姓未经训练,不习水事,由栈道坠死、船沉人亡的事故屡屡发生。刘晏一改旧法,让官府出银,雇用娴熟河师、遣纲吏督运,兵士担任船工押送。刘晏把工钱定得合理,对运送10次不出事故者优厚奖励。漕运自此“不劳丁男,不烦郡县”,史书称赞这是“盖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刘晏居中擘画,为完善漕运呕心沥血。他将从前的米粮直运改为分段运输。各段粮船运至水界处,交粮仓,粮仓派新船接力运输。船工河师只要熟悉本段水情,再不必从江淮出发,直到渭口。未十年,人人熟谙河险。经此改良,运粮费用大幅减少,由润州(今镇江)至扬州“斗米原费钱十九,今只有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原费钱二百,今只一百二十”,两段合计费用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修复后的运河一年可运江淮米粟40万石,多时能达110万石。

当第一批粮食运至长安,京师军民欢呼雀跃,夹道欢迎,笑颜尽展。代宗皇帝大悦,派乐队到长安渭桥东欢迎,并让元载带口谕,称赞刘晏是当代萧何。

769年,京师斗米不到800钱,772年关中丰收,大麦一斗8钱,粟仅20钱。“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京师百姓生活大为改观,人人皆称刘晏为善。

改革盐政——

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每年需要几十万缗的经费支出。刘晏兼管江淮盐政,锐意革新,政绩卓著。他用盐税的盈余来弥补运粮的支出。

唐初的盐政沿袭隋朝旧制,开放盐禁,不收盐税,允许私人经营,盐商因而暴富。开元中,大臣刘彤提议政府收回经营权,以充实国库,减轻农民负担。因遭众人反对而未能实行,只开始征收盐税。安史之乱起,为筹措军饷,平原太守颜真卿首先实行盐专卖。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任盐铁使,全面推行盐专卖制度,也是用来补助军饷。专卖后,盐价从每斗十钱涨到了一百十钱,盐税成为国家的重要收入。

盐政专卖,盐价逐年升高,虽增加了政府收入,也遗留了诸多恶果。官盐一时卖不掉,便摊派强卖,百姓家中存盐如储粮；偏远地区的农民则遭遇买盐难,只好长期淡食。盐吏还遍及州县,敲诈勒索,人民倍受其害。

宝应元年(762年),刘晏重任盐铁使一职。永泰二年(766年),唐朝实行财政分区,刘晏以户部尚书身份领都歌、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盐铁使,着手盐政改革。

刘晏认为盐务办得好坏,关键在于得人而不在官多,“以为官多则民扰”。盐官多了,徒然增加开支,骚扰百姓。他为政精简,裁汰不称职的冗员,只在盐产区保留十个盐监和四个盐场。盐户产盐统一由官府收购,再卖给商人,让他们来经销。

刘晏请代宗下令免除盐业的苛捐杂税,不再允许地方官吏和军队对食盐收税。食盐只需在产地向国家交“产税”,这样就解除商人贩运公盐的额外负担,降低运输成本。

为了防止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刘晏还在主要产地设盐仓。当时吴、越、扬、楚设盐仓数千个,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商业网。遇到哪里市场食盐脱销,盐仓的官盐便就近调运去满足供应,无缺盐之虞,最后“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刘晏接受办理东南盐务时的766年,江淮盐利年入不过40万缗。到776年,已达600万缗。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不久,刘晏罢官,盐改遭弃。贞元四年(788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民始怨。

养民为先——

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

刘晏治国理政十六年,史称“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

刘晏在江淮,时常对属下官吏谆谆告诫:岁入的增加,不能靠增收苛捐杂税,而靠户口滋繁,耕地开拓。刘晏故吏陈谏在《刘晏论》中“推明”刘晏的功绩,很能体现刘晏的思想。他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紝,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强调休养生息,给人民安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让农家男耕女织、安居乐业才是治国根本。

刘晏仿效古制,推行“常平法”,在各地设“常平仓”来调节供需平衡,稳定粮价。丰年就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不仅百姓受益,国家也大为获利。

为了获取地方经济信息,刘晏在诸道设置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负责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情况,每旬、每月申报转运使。

刘晏又召募善走之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及时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并根据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一地发生水旱灾害时,他就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既救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生产。往往等不到民众困乏、流离、逃亡、饿死,就事前能加以赈救,“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

北宋沈括对刘晏的常平法极为推崇,在著作《梦溪笔谈》中多有叙述,还在自己任职区域推广,成效良好。

多条利民政策的实施,让刘晏管辖的东南地区兴起许多城镇,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当时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素称“扬一益二”。史载:“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选贤任能——

慧眼识人,清廉为官

刘晏经营唐食货十六年,以身作则、清廉为官,任用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干练人才。

刘晏制定了一套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的办法。他用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的士人,换掉原先那些蠢笨贪吝、虚伪龌龊的赃官污吏。他认为,常年在府衙任职的官吏,在浑浊的官场里,已习惯追名逐利、沉湎权势,办事习惯拖拉推诿、敷衍塞责。绝不能倚靠他们管理国家财政。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学识,又爱惜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

刘晏使用的士人都是不拘一格产生的。在他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等行政机构中,对于出纳、检核等管钱、管账、管财、管物等实职性工作,均委任给能干和廉洁士人承担。对于原先称职的官吏,让他们“奉行文书”,干一些事务性工作。由于他有了一批干练、有才能的财经管理人才,可以不靠横征暴敛,专心发展生产,就能解决军国之用。

由于理财工作是人人垂涎的“肥缺”,因此有权有势者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亲友。“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刘晏为改革顺利,不得不把这些人接收下来,甚至俸禄多寡,级别快慢,都让他们得偿所愿。但刘晏心中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让这些人插手实际的工作,阻碍改革的实施。

史书说:晏殁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

刘晏深谙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若要求属下通敏、精悍、廉勤,自己应是最坚定的践行者。

他本人一心为公,对煮盐、储运、铸钱、调济、漕运、情报、运筹无不精通,常“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他工作勤勉,天不亮就起床,工作到深夜休息,虽在休假也坚持理事,当日问题,当日解决,不推不拖,干净利落。史称“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

刘晏这种勤勉、灵活、负责的作风,在官僚之风盛行的古代不可多得。更为可贵的是,刘晏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讲究。《旧唐书》说他“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善训诸子,咸有学艺”。刘晏打理家庭以勤俭节约著称,对子侄严格教育,让他们传习优良家风。《新唐书》也说他“所居脩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唐国史补》称其“居便取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刘晏私人生活毫不讲究,只以工作为乐。

780年,因遭谗臣挑拨,刘晏被唐德宗贬为忠州刺史,旋即赐死。当时“军国之用,皆仰于晏”,在查抄家产时,发现他全部财产竟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一时间“朝堂侧目,人服其廉,天下以为冤”。

在他死后,许多官员纷纷上书抱不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带头上书责问朝廷:为何仓促杀刘晏?刘晏的罪名是否经过仔细核实?当时全国都替刘晏喊冤,希望把他的家人迁回都城居住。

贞元五年(789年),即刘晏被冤杀9年后,德宗皇帝悔悟,感念刘晏的丰功伟绩,特为刘晏恢复名节,善待他的家人,“录晏子执经,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经,秘书郎。执经上请削官赠父,特追赠郑州刺史”。

刘晏的理财思想,在历代都广受推崇。《新唐书》赞扬他:“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革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夸奖刘晏:“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籴,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挽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

史学家们将他与春秋管仲、战国商鞅、西汉桑弘羊、宋朝王安石、明朝张居正合称为“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

在刘晏曾任职的四川达州,树起了刘晏的石像,表彰他为民谋福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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