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那些事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往今来，钟情于书、爱藏书之人俯拾皆是、名家辈出，不计其数的藏书家们铢积寸累，以藏书和读书为乐趣。在今天的芜湖，这样爱藏书的人也不在少数。

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在不同领域工作的藏书者——高校外语教师李为民、从医的蔡俊以及就职于企业的崔椿洪。通过对话，聆听他们的藏书故事，体悟藏书者与书的相遇相知。

记者：目前有多少本书？请讲述一下走上藏书之路的缘起。

李为民：目前家中究竟有多少本藏书，真不好回答。一直想统计，但很困难。十几个书橱全是书，另外几个书桌、长桌也堆满了书、报、杂志等等。

藏书的缘起是从小养成的自然爱好。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条件的便利，可以去市图书馆随意翻阅图书。那时特别喜欢看有插图的童话书、神话书。如今，当年读过的这些书的名字差不多都忘掉了，只记得插图十分夸张，很好玩，也很有趣，也因此喜欢上了图书。这虽不是藏书，但或许可以说是后来买书、藏书的缘由吧。工作以后，有机会去外地也是首先去书店，而且基本上是没有空手而归过。

蔡俊：从1991年左右开始藏书，目前有2万多本。

藏书之路得追溯到小时候，那时最羡慕的是同学家的书房，一直希望自己能安静地在一个大书房里读书，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好书。

还记得上高一时，我一个多月不吃早饭，攒钱买了一套《白话史记》，定价6.5元。这是我人生收藏的第一套新书，现在还记得买到书后骑车回家的心情，就像飞一样。

上大学的时候拿到的奖学金和结余的伙食费，全部都花在学校附近卖书的小地摊上，后来发现当时只顾便宜买了不少盗版书籍。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是盗版书，我却基本都看了，不像现在买得多但来不及看。工作后，工资的相当一部分都用来买了书。幸运的是，老婆也喜欢看书买书，不知不觉就买了2万多本。

崔椿洪：2006年毕业来芜湖之后我开始购书藏书，目前拥有1万余本。

藏书这件事，要从对字的敬畏说起。我来自徽州地区，那片古老的土地续存着对读书人的敬崇。虽然小时候村庄里农人大多目不识丁，但古之遗风尚存，这种古风也深深烙印在我的基因里，例如我父母是地道农民，却就从小教育我：哪怕是有字的纸片，也是不能踩的，因为字是神圣不可玷污的。

另外，在我小时候，外公和我讲的和字有关的传说故事也深深影响了我（后来有的故事我找到了源头）。比如：古代人写字，晚上鬼见了字都害怕（故事本源可能是《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代有个秀才履试不第，一个神仙给他吃了一葫芦的芝麻，号称吃一粒芝麻能识一字，后来终于高中当官，据称是“芝麻官的来历”；一考生赶考中救下一只蚂蚁，答题时写错了字，忘加一点，考官批改时恰好蚂蚁报恩爬停在点的位置，最终考生顺利考中……

故乡徽州充斥着各种鬼怪精灵传说，说来可笑，我小时候胆小，听了这些故事，真的以为“字”有神力。加上当地人对读书人的崇敬，因此特别喜好读书习字。久而久之，对书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爱，由此走上了藏书之路。

记者：众多藏书当中，有没有最偏爱的几本或某种类型？什么原因让你特别钟爱它？

李为民：当然有，买书藏书都是因为爱书。回忆买书的经历，大多是因为喜爱才购买。而出于需要和实用所买的书反而不多。

我尤其喜爱东西方的经典名著以及相对应的译本。

我很早就购有中国传统的《十三经》，也购买了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成英文的《四书五经》（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2010年12月我在上海外文书店买到了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英文版，英国人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L. Davis）翻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既然连英文版的都买了，那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无论如何我也要补上；又有一年去北京开会，在新华书店发现了埃德蒙·赖豋（Edmund Ryden）翻译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立马收入囊中，紧接着就买下了《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其中的第四卷就是这本书的原著；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我有法文原版的《Pensées》和英文译本以及何兆武翻译的中文译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是必须要有的，那是上大学时美国教授奥纳斯卡（Onuska）送给我的，他在书上留言写道：“Think of Shakespeare and think of me. Best of Luck.”（想到莎士比亚就想到我，祝好运。）我当然没有忘记他，毕业后我先后购买了朱生豪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散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直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和方平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诗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这些经典著作的译文（有的是多种），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对理解原著都大有帮助，同时对照阅读也有很大的乐趣。

蔡俊：最喜欢历史类书籍，包括各种史书、史学研究书籍。

例如二十四史我买了3个版本，目前正在收集第4个版本（中华书局从2013年开始出的点校本修订本系列，目前出了10种）。上初中和高中时最喜欢历史课，当时最想考的专业就是历史专业，但那时候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学了医，心里一直有些遗憾。

崔椿洪：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书籍。正如前面所说，故乡徽州的文化历史以及传说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喜欢探究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人的生存经历和精神世界，后来推而广之，对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记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祁门县明清时代的“鱼鳞册”（中国古代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因册中所绘田地图形状似鱼鳞而得名）。因我舅婆是祁门人，我一页一页地和我父母对照册子上的记录，一面用当地方言翻译出册子里文字给他们听，请他们从记忆中找寻可能熟识的地理坐标；一面和他们解释这些记录的特点、标记的作用和晦涩文字的意思。

记者：收藏过程中，哪本好书的获得或者失之交臂的故事，最让你记忆深刻？

李为民：先说失。曾在英国访学期间发现一本《The Map of Literature（文学地图）》，印制精美又图文并茂，很是喜欢，因当时觉得较贵而没买，后多次托外教同事购买都无法得到，至今还是引为憾事。

再说得，第一本先说下《苏菲的世界》。1995年9月，挪威外教来我所在的学校任教，她带来了刚出版不久的译自挪威文的英文版小说《Sophie’s World》，作者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也是挪威人。她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这本哲学小说，我十分喜悦地读完这本书，没想到作者在书中将哲学也写得那般精彩。一年后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萧宝森翻译的《苏菲的世界》，我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查看发票我购买的时间是1996年7月3日，地点是黄山路书刊总店。外教老师希尔德（Hilde）后来还把这本书的英文版也送给了我。我一直保存至今，也经常向学生推荐阅读这本书。

另一本是我一直想要并终于得到的好书，那就是钱钟书的《管锥编》英文译本。《管锥编》虽然精彩万分，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又宛如天书极不好懂。后来听说有人将此书译成英文，感觉简直不可思议。全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多种语言，单单中文部分就已非常深奥难懂，而钱钟书使用的又是典雅的文言，怎么可能译成英文？看到相关介绍，知道这本英译本虽不是全译本，但选译确实精准完美，对原著没有丝毫的减损，是得到钱钟书本人首肯的译本。这本书要是不买到，那会让我寝食不安。后来经过努力，通过外教同事终于在海外购得这本好书，英文名是：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Ronald Egan, 1998. 译者是艾朗诺。这本书我常放在身边，空闲时就拿来与中华书局的《管锥编》比照阅读，可说是乐在其中。

蔡俊：记忆最深刻的，是2003年左右在春安路上的万卷书屋看到一套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纪念版《巴尔扎克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30册精装），当时卖650元一套，犹豫了半天没买，这对于刚上班没几年，每月就1000元工资的我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后来一直没买到。后来这套书在孔夫子旧书网长期断货，目前全套价格在8万元—10万元之间。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再版了这套书，我毫不犹豫就买了两套。但从藏书的角度看，1999版和2019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只能用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了。

崔椿洪：说起失之交臂的故事，我就想起《安徽贡卷》，记录着清末的一名贡生的卷子，里面有“胡晋接夫子”字样（休宁中学的创办人，我曾就读于休宁中学）。当时因刚参加工作不久，囊中羞涩一直未下决心购买收藏，后来几个风雨夜下班后，都要去书店瞻仰此书，几天后该书册被售出，甚以为憾。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下期预告：

过去曾有人比喻藏书之乐为“坐拥百城”。有人说，通过收藏图书，人们可以纵观历史演变和人世代谢，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也有人说，藏书的乐趣不仅仅在于书籍内容本身，一个批注、一个钤印、不同的刻本，处处都是乐趣……藏书的乐趣到底在哪？敬请关注下一期——藏书者的心灵手记。

□ 记者 唐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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