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讲话，谣言就会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高钢、喻国明接受本报专访谈网络谣言■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政府信任度下降会导致“造谣的成本会很低，而辟谣的成本则很高”

□本报记者 孙华

【人物介绍】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于广东普宁。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称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于2010年11月29日开通微博，粉丝已超46万。

【人物介绍】

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理事。

【人物介绍】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

论坛、贴吧、博客、微博……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人都成为信息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学者将这一传媒时代称为“自媒体”时代。“武汉女大学生被割肾”、“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海南支教女学生被灌醉轮奸”……类似耸人听闻的信息在网上瞬间便能成为焦点，但最终证明均是谣言。“自媒体”时代带来信息共享便利的同时，也给谣言的扩散提供了渠道。诸多的谣言传播事件，使“自媒体”也成为人们思考和关注的话题。

为此，12月6日至9日，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高钢、喻国明三位新闻传播界资深教授。

有没有网络谣言都在那里

济南时报：方教授，您经常上网吗？怎么看待一些不实信息？

方汉奇：嗯，我经常上网，还在新浪开了微博，对网上传播的一些不实信息也有所关注。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者都躲在暗处，动机各种各样，但他们对自己的言论都不负责任。这不像传统媒体，有社会责任。

济南时报：喻教授如何评价“网络谣言泛滥”这种说法？

喻国明：其实“网络谣言泛滥”这种表达本身不科学，有人去统计过谣言占网络信息总量的比例吗？实际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个案，普遍的现象则常被视若无睹。微博所呈现的信息沟通综合景象，显然不是“乱象”。

谣言等不实信息，并非因为微博等传播途径而产生，而是本就存在，只不过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无法如此畅通地交流，大家互不知道而已。有了微博等传播方式后，人们很容易知道彼此在关注什么。

济南时报：不实信息一旦通过网络扩散，瞬间会产生较大影响力。请问高教授，这是否彰显了“自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

高钢：今天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正在开掘着每个社会成员信息传播的能量，正编织着全新的社会关联，正创造着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网络世界正日益深刻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全部复杂性。互联网这个所谓的“虚拟世界”正日益显现巨大的改变社会的能量。只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就一定能兴利除弊，推动发展。

“微博辟谣”本身就是伪命题

济南时报：对于网上不实信息，有人视为洪水猛兽，有人认为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喻国明：公众在新媒体上表现出热情，是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一个人的表达有错误很正常，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实际上，如果网上的表达和辩论能够保持自由畅通，偏激言论不会有什么生存空间，错误信息会很快消失或者被纠正。

我认为，“微博辟谣”等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如果关于一起事件的信息，只有一个人在微博上发布，那我们既需要质疑他的身份，也需要质疑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但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那么彼此之间的不同看法会形成补充。微博上“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真相的披露者，人人都有发言权”。

济南时报：对于微博的传播方式，喻教授曾提出过“无影灯效应”的说法，该怎样解读？

喻国明：每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全面之处，好比每一盏灯都有“灯下黑”。但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时，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就会再现真相。只要微博的信息发布机制足够开放，最终传达出的真相应比传统模式更加完善和立体。所以，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

济南时报：怎样去看待“自媒体时代”传播形式对社会的影响？

高钢：当“公民媒体时代”到来时，我们不只要看到社会运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震荡，还要看到这种变化对推进社会变革施加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信息越透明谣言就越难生存

济南时报：一些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公众若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对全面和权威的信息，各种版本的说法便会扩散。谣言的扩散程度，是否与社会的透明程度、信息的公开程度成反比？

高钢：公众知道的范围越广泛、越充分，谣言、阴谋和险恶信息存在的空间就越狭小。制约网络谣言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披露事实真相。公众对生存环境的状态了解越及时、越准确、越全面、越深刻，那些虚假信息、恶意信息存在的空间就越狭小，发生影响力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环境中，公众最大限度知晓生存状况，是缩小谣言、阴谋、险恶等存在空间的前提。因此，我觉得中国新闻界负有重大责任。

方汉奇：谣言止于真相。相关部门只有及时披露信息，让公众拥有知情权，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谣言的传播。你不说话，谣言就会说话。

济南时报：方教授，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感觉哪个历史阶段信息公开工作做得比较好？

方汉奇：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说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上，现在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政府正关注这件事情，正在做这件事情，例如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发布有关信息，这就是与时俱进。

“家长式”管理已不再适合

济南时报：相关部门该如何应对“自媒体时代”不实信息的传播现象？

喻国明：今天的管理者应该改变思路，以往的“家长式”管理方式显然不合适。“家长式”管理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曾出现过，不管是“包青天式”也好，“罗宾汉式”也好，它们在特定时代都曾发挥过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复杂程度、文明程度越高，“家长式”管理就越不适合。

现在应该从依靠政府变为社会自治，让社会或各种非政府组织协作管理。更重要的是，当管理成为共同协作的形式后，管理者就不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样也是遵守者。应该有一种普遍有效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不管是被管理者，还是管理者本身，都受同样的规则约束。目前所谓的“微博谣言”现象，我认为更多源于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为民众建立完善的网络秩序。

济南时报：在“自媒体”时代，作为个体既可能是不实信息的受众，又很容易成为信息转发者。

喻国明：在网络上发言的普通公民，并不是经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从业者，我们不应对他们过于苛求。即使在日常交流中也有演绎、夸张的成分。人们对自己喜欢的话题多说一些、不喜欢的少说一些，这很正常。因此，当发现网上有人发布了不准确、片面的信息时应当宽容对待。

我赞成的方式是：当一个事实披露后，无论普通民众、组织机构、公众人物，都要以平等方式相互质证。通过对真相的讨论，建立更加牢固的社会良知和公信力。当政府和社会信任度下降后，一个极大的负面后果就是“造谣的成本会很低，而辟谣的成本则很高”。

济南时报：那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媒体”秩序？

喻国明：健全的秩序应让民众对每个社会角色、组织机构都充满信任和期待。这样，即使有个别人恶意造谣，政府的信任度、公众人物的信任度、公民本身的自我判断等，都会对此筑起多道“防火墙”。建立这一秩序的思路应是：对个人言论给予充分的宽容，但对于组织机构的言论和信息发布要给予严格监管。

例如，在一些负面事件的揭露中，相关的立足点一定是按照传统惯性去掩盖事实，常会用“人家造谣”的方式打压揭露真相的人。我们不希望这种辟谣变成对公众揭示真相进行打压的借口，这是很可怕的。轻易对一个揭露真相的人打上“造谣者”标签，是不合适的。即使对所谓的“造谣者”打压，我们也要对不承认或隐瞒真相的人处以更严厉的惩罚。

方汉奇：面对“自媒体时代”传播环境，政府层面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针对互联网的传播特点推动立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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