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连根
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二年考进士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的主旨可用“做人要厚道”来概括,东坡先生引经据典,得出如下结论:“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大意是,遇到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的人,奖赏他就超过了仁;遇到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的人,惩罚他就偏离了义。超过了仁,还不失为君子;偏离了义,就会变成残忍的人。所以,仁还可以越过一点,义却不能偏离呀。
苏轼的这篇文章很适合形容济南人的某种价值观,即济南人是比较厚道的。所谓厚道,就是在“可以赏可以无赏”的情况下,会偏向于“赏”,在“可以罚可以无罚”的情况下,会倾向于“无罚”。正所谓:“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在是非分明、黑白立判之际,每个人都应该讲原则讲法治的,这是一个大前提。大前提之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灰色地带”,“非黑即白”的尺度就不管用了,这时候最考验一个人的本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左一点也可以右一点,你可以发一念善心也可以动点坏心眼,你可以高抬贵手放别人一马也可以心狠手辣地使绊子,你可厚道一点也可以刻薄一点。
不要小看了这一点点的偏差。真正的圣贤在这个世界上很少,真正的大奸大恶之人也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既然普通人做大恶和行大善的机会都不太多,那差别往往就在日常的不断累积中造成。小恶尽量不做,小善不断去做,日积月累之后,这个人就会成为正人君子;反之,若小善不肯做,小恶又不断,日积月累之后,这个人就会成为小人。正人君子为人厚道,卑鄙小人刻薄寡恩。济南人的整体价值观无疑是厚道的,是正人君子型的,而绝非刻薄寡恩的,更非卑鄙小人型的。
诗人路也曾经写过一篇很好的散文《贤良的济南》,在她眼中济南是一座贤良的城市,“如果把济南比喻成一个女人,那她就是一个出生于小康之家的良家妇女,贤淑、直率、本分、平实、自足、温煦……”城市的性格绝不是靠高楼大厦就能构建起来的,而必须靠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来赋予。济南这座城市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像贤良的女人,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厚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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