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为何信访不信法

农民工讨薪难,年年有新难。作为一个持续了多年的老大难,农民工欠薪症结何在?年关将至,本报记者深入农民工群体和法律工作者中采访,探寻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治理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治本之策。

□本报记者吴允波

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位于济南燕山立交桥西南角的济南市建筑业农民工服务中心已开始热闹起来。12月10日,记者刚来到这里的法律援助中心,来自菏泽牡丹区的包工头耿继全就闯了进来,边走边嚷嚷:“你们看看能管吗?不行的话我就去工地拉条幅,堵他的大门。”

原来,2012年耿继全接了一个装饰的活儿,带着30多个农民工干了大半年,到2013年3月份停工。迄今一年半过去了,还有20万的工资没有要回来。接待他的律师张雪妍仔细看了相关材料后,认为可以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起诉。“我不起诉,起诉没用。”耿继全连连摇头。

“你为什么不愿起诉?”记者问。耿继全半开玩笑地说:“我来济南干活25年了,也发生过不少争议,从来没有起诉过。原因很简单,我周围有很多教训。”耿继全举例说,一个江苏的包工头因为欠款起诉了,结果两年多了,到现在还没个结果,起诉程序太复杂了、拖延的时间太长了。

“只要把事情闹大,或者引起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会引起政府的重视,企业就会有压力,工钱就能讨回来。”耿继全说。根据记者调查,跳楼、跳塔吊、拉横幅、堵大门,几乎成了农民工讨薪的“经典剧目”。而他们的这些办法,还经常比较灵验,能很快地讨回工钱。

拖欠农民工工资主要发生在建筑业。12月9日,来自辽宁省的农民工代表周刚联系到记者,称2012年7月到2013年4月14日,在胶东某地工作了8个多月。其间建设方只在春节前为每人发过一点路费,其余工资一分钱未支付,累计拖欠了100多万元。记者建议他去起诉时,他反问:“在别人的地盘上告别人,能打赢官司吗?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可是很严重呀。”

张雪妍拿一个欠条复印件给记者看:“欠条太简单了,在哪个工地干活、包工头具体的身份信息都没有,起诉都不知道该到哪个法院立案。”张雪妍说,建筑业欠薪往往只打一个简单的欠条,业主、建筑商、工地位置都不写,难以确定被告。特别是一些欠款的包工头一跑了之,依法维权十分困难。

从张雪妍的接待记录来看,绝大多数讨薪农民工追讨的欠款都是三五千元。特别是涉及多名农民工的欠款,往往几十个农民工追讨三两万的欠薪,每人平均不足千元。从农民工的来源看,多数农民工来自菏泽、聊城和其他偏远省份,济南周边的几乎没有。张雪妍分析说,农民工大多是外地的,欠款数额又不多,而且他们很快又去另一个地方打工,让他们通过法律渠道维权,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在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律师李强拿出一份卷宗,向记者介绍了他刚刚接待的一个讨薪案例:枣庄农民工在济南干了一个工程,工程完工后,业主拖欠了部分工资。李强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准备帮助农民工起诉。在调查过程中李强傻了眼:包工头说是承包一家装饰公司的活,装饰公司说是转包一家劳务公司的活,联系劳务公司时,该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记者详细调查发现,农民工讨薪信访不信法,主要是源自现实的考虑:欠款不多,层层转包关系混乱,诉讼时限长,打赢官司难执行,来自外地的农民工等不起；闹一闹,访一访,或许可以快捷地要到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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