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鲁军深访谈]艾玛：写些未必高于生活的小说

■人物档案：艾玛，本名杨群芳，女，1970年出生，青岛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小说集《白日梦》。曾获2009年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奖、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2012年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本报记者徐敏作家艾玛做客作家讲堂 本组照片均由记者郭尧 摄

“一个作家要有勇气和智慧去探索周围的世界，感受生命中的种种体验，写作就像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作品总是在遇到读者，而不是刻意寻找。”青年女作家艾玛的作品，始终充满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沉淀着静心的体察和思考。

4月25日晚，作家艾玛来到山东省文学院、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济南时报主办的作家讲堂，给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们做了一场题为《小说与生活》的讲座。其间，艾玛与学生分享了她对于两者关系的理解，并探讨了法学博士出身的学历背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

小说来源于生活未必高于生活

2010年，青岛青年作家艾玛凭借小说《浮生记》入围“鲁迅文学奖”，她的作品被赞“有独到的观察力，有生活，有力道”。其实，此时的艾玛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个“新手”。2007年，她尝试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米线店》，与她的其他很多小说一样，艾玛的小说大多围绕“涔水镇”展开。对现居青岛的她来说，“涔水镇”既是对湖南故乡的回忆，也是她营造的一个艺术世界，这个童年时期自己最熟悉的家乡小镇的风情画卷，成了艾玛小说最初的生活来源。

“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后，听到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来源于生活。”在《小说与生活》的讲座中，从事写作八年的作家艾玛谈到小说与生活的关系时，分享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小说来源于生活，就一定高于生活吗？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都有特定的写作背景，比如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生活有明确的指向：工农兵的生活。那时候小说、诗歌，总是作家“一个人的战斗”，个人意识很难高于生活。

艾玛谈到上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她表示，文学创作有这样的规律：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人的想象力往往更加发达；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人的想象力却被湮没在时代的大潮中。目前，我们的想象力无法超越现在的生活，所以作家要提高辨识能力。在写作过程中，作家如果把姿态放低，会发现要从生活中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然而，小说高于生活也不是绝对的，它只是高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日常生活是扁平化琐碎化的，没有秩序性和规律性，亦不需要逻辑推理或人文关怀，所以谈不上艺术。但是也不乏少数人艺术化地度过一生，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在离世前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度过了极其美好的一生”。语言被打上时代烙印若不用就成了“僵尸”

从2007年才开始小说创作的艾玛写作时间不算太长，却从小就表现出了对语言的天生敏感。上学时艾玛和同学看到学校深秋逐渐枯萎的荷花，想到了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句。不过，两人却因为是“枯荷”还是“残荷”有些争论，艾玛坚持是“残荷”，却“最终输掉了一顿火锅”。事后翻阅《红楼梦》，书中林黛玉吟出的确实是“留得残荷听雨声”，曹雪芹果真将李商隐的原诗进行了一字之改。“就这一字之改，一个‘残\’字，就特别适合林黛玉。如果用‘枯\’字，则没有黛玉凄风苦雨命运的感觉了。”艾玛说。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对艾玛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语言即生活形式，所谓“生活形式”，指特定历史传承下的风俗、习惯、制度之下，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总体或局部的方式。“从汉语白话以来所经历的过程中，时代会在语言上打上烙印。”艾玛说，比如“五四”以来出现大量革命口号，语言相对强势、生硬一些；解放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词汇；上世纪80年代以后白话语言才相对稳定，近几年起源于网络的流行语言也逐渐渗透到日常交流中。

“语言如果不用就成了‘僵尸\’，任何历史时期或者任何国家的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只要作家的语言描绘出当时的生活场景、贴近人物就没有问题。”艾玛表示，她之所以在创作中引用维特根斯坦，其实正表明了她的一种创作态度，即日常生活在她的笔下，并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目的。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超越性法则，是她容纳人生悲欢离合、苦难与幸福、荣辱变迁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法学博士写小说会更好看吗？

虽然现在的身份是知名青年女作家，艾玛的学历背景却是法学博士。常规意义上看来，法律这门偏向理性的科学和文学这种感性的科学之间似乎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写作过程中，法学精神是否也带给作家一些灵感与突破？对此，艾玛表示，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等，这些都是法律所追求的，我国历史上人治的时候多，所以我们接受法不容情的观点。不过，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这些东西，是大家共同需求的，也是最大的人情，所以法律和人情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法学的背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看世界的视角，而创作出好的作品还需要文、史、哲这几个学科的大量阅读和思考。

谈到法律与文学的关系时，艾玛认为，文学的隐形影响层面可能比法律更大一些。法律与文学在美国是一门学科，交叉学科，美国的法学院都会开与此相关的课，在这个学术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杰作。不过这个交叉学科在中国一直未成气候，从法学的角度看很多好的文学资源还未被发掘出来。

感性的文学给理性的法学披上了温情的面纱，使人更容易理解和产生共鸣。艾玛提道，以前给学生上课时，曾援引文学作品来解释法律问题，例如以《威尼斯商人》来讲契约的履行。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艾玛很庆幸当初选择学习法律，“也感谢上天让我能一直保有对文学的痴迷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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