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忆父亲

□于洪亮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一有闲暇,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脑海,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留给我最早的记忆,要数1960年的南流水之行。那年我不满7岁,正月初五早上全家人喝了一顿胡萝卜稀饭,我便同父亲离家南下,去寻找在外要饭而没有回家过年的爷爷。我跟父亲边要饭边赶路,有时自己走一段,有时父亲背着我,要口好吃的,父亲都是塞到我嘴里。填不饱肚子,就用仅有的几个钱买山楂充饥,吃的胃里直泛酸水。天黑宿在了山区村头一间无人居住的破屋里,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早。这才发现破屋紧靠深不见底的山沟,父亲酸楚地笑了:“咱没被狼吃掉算一万幸!”黄昏,在一个村子的街上,我老远看到了拖着要饭棍东门出、西门进的爷爷。祖孙三代相聚异地他乡,父亲呜呜地哭了……

这件事使我悟出:在孩子面前的父亲,在父亲面前却是孩子。此后的若干年里,我在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段经历。我清楚要饭算不上什么壮举,之所以屡屡提及,是因为除了确有此事,还体现了苦难中的父子情深。

生活困难时期的饥寒交迫、吃糠咽菜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一旦犯病,碰头打滚、痛不欲生。为治病,父亲和哥哥用独轮车推了我,先去路山医院,后去临淄城南县医院。另外还四下打听偏方,连用白酒冲服枪药都试过。不知是哪味药见了疗效,竟奇迹般地治好了胃病。接下来又考取了临淄三中。那时初中生在村上也算凤毛麟角,门里有了中学生,全家人高兴得像捡了个金娃娃。兴奋之余,母亲卖了陪嫁的铜脸盆,为我买了支长虹牌水笔；父亲怕我冻坏,入冬后用麦秸和谷草打了厚厚的草苫子,背着步行二十多里路,送到学校,帮我渡过了那难熬的寒冬……“文革”开始,我跟班里的同学“徒步串联”去了济南,条件所限,出门半个月没跟家里联系。天寒地冻,一片混乱,怎不叫人挂心!父亲一遍遍去村南的路上接,一次次失望而归。先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精神有些恍惚,逢人便说:“这孩子怕是完了……”直到我背着铺盖卷出现在家人面前,父亲紧绷数日的脸上才露出一往的笑容。孩子回来了,父亲心中的怨气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爷爷和父亲不识字,属于老百姓所说的“睁眼瞎”。因为不识字,平日里没少受挫磨。就说春节贴对联,先是爷爷带上纸墨去求人家,趁别人的工夫,排队挨号,磨墨铺纸,往往一等好几天。贴对联时,打好浆糊两人又傻了眼:不只分不出上下联,就连倒正也难以辨认。据说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爷俩在北风中面对乱了套的对联急得直跺脚,父亲一气之下,用火把对联烧掉这才完事。并当场发誓:家里孩子写不了对联,过年不再贴这东西!后来是否果真如此,我不敢断言,但我十二三岁上高小时便开始写对联,却是真的。尽管字写得稚嫩,带点“娃娃体”,但父亲相当满意,通常是抄了手,站在一旁,一边看我写,一边偷着笑。

当然,父亲最满意的还是我干教师这件事。我从1971年开始在本村干小学民办教师,转正后到临淄四中任高中语文课教学。那时儿子还小,父母既要照看儿子,又要帮助种责任田,但从无半句怨言。1986年8月调我去区委宣传部,父亲听了很有些左右为难的样子,这很大成分源于对文化人的尊崇。在他老人家看来,当老师是“文差事”,风不着、雨不着,再好不过,“衙门”天生不是我这样的庄户孩子呆的地方,还是远离一些为好。尽管父亲顾虑重重,但惟命是从已成习惯,既然是领导安排,他能说什么呢?

父亲就认“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家的土窝”这个老理儿,到老没有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刘地老家。我们兄妹五个相继在城里安家之后,谁接他也不去。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常回家看看。

有次出发路过,寻找父亲,有人告诉:“刚从北洼回来,这会儿一准在村东柴禾垛晒太阳!”顺指点找去,果不其然,父亲正在那里。跟父亲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个老汉。三个老头儿靠了玉米秸堆成的柴禾垛,面向西斜的太阳,闭了眼睛打盹儿。柴垛不高,但正挡了早春的寒风；春日融融,赐予人的是宜人的温暖。前面是平展展的麦田,身下铺的是压扁了的玉米秸。柴草中发出诱人的清香,老汉们的鼾声抑扬顿挫,相互交织。看父亲,帽子扣了前额,帽沿遮住眼睛,蜷了身子,抄着双手,银白色的胡须随鼾声微微抖动,一派舒服安详的样子。触景生情,心头不禁泛起几多羡慕:父亲过去从没有掌管过他人的荣耀,此刻或今后也决不会有受人冷落的烦恼……

父亲1912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人,1995年农历五月初十离世,享年八十三岁,说来也算高寿。但儿女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假若父亲还在,那该多好啊!

新闻推荐

淄博汽车总站 多种购票方式方便旅客出行

...

济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济南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