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晓帆宋弢
出租车找不到替班司机
“如今,青岛海博出租车公司都招不到司机了,替班司机都跑去开专车了。”7月22日,在“走进市办实事见证民生项目”座谈会现场,青岛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柴方胜很是忧虑,随着“专车”的出现,如今,不少的哥转行去开“专车”了,从“挤爆头”到“没人要”,青岛出租车司机市场一落千丈。
他说,据不完全统计,青岛的专车有3万—4万辆,大部分为私家车。专车对市场的冲击,导致了青岛现有出租车的市场价值由原来的60万元降低到了30万元左右。
专车的出现,对出租车行业的冲击有目共睹,“合法”和“合理”之争也是不断发酵。
一方面,市民百姓对于专车“搅局”带来的鲶鱼效应很欣喜。一位名叫“niconews”的网友在青岛当地的社区论坛上感慨:不少青岛的哥一副大爷式的做派、老板式的口气、小哥式的德行,再看看人家专车的服务,上车前给客人开门、帮客人搬物品,上车后认真介绍服务内容,免费提供的水和纸暂且不提,每一步的服务都在客人想到之前就提醒到,出租车司机,你让我怎么选你?
另一方面,处于法律监管空白的专车也考验着执法者的智慧。近一个月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联合公安等部门,在上海机场、火车站、码头等重要的交通枢纽开展行动,严禁任何车辆使用打车软件私自载客,整治对象包括专车、出租车等;北京市交通委等8个部门约谈“滴滴快的”等平台负责人,称其组织私家车、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行为,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等问题。
“合法性不等于合理性。青岛需进一步明确对于专车的态度。”柴方胜说,一辆没有营运资质的私家车,安上招揽的软件后就可以拉客,这是违法的。但有了市民百姓为其“背书”,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执法部门和出租车行业,执法部门执法不那么理直气壮。
取证难成执法掣肘
柴方胜建议,应该向上海学习,上海市对专车非法客运的整治和处罚力度很大。“1+3+10”的处罚包括:每查处一辆“专车”非法客运,对当事人处以1万元的罚款,暂扣驾驶证3至6个月,并对网络平台处以10万元的罚款。下一步,上海还将对已立案查处的专车驾驶员的相关违法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通报其所属街道。
“提供专车服务的私家车或社会车辆属‘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或者汽车租赁经营\’,定性为非法营运。目前全国各地的态度都很明确,专车不符合现在的法律。”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运管局局长赵海滨说,从交通运输行业和道路运输行业的角度,国家并没有对于专车的定义,专车具体来说是平台公司的定义,指的是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几方的服务和链接形成的新型产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约租车。
既然是非法营运,为何屡禁不止?赵海滨说,这不在于定性而在于取证上,这涉及到取证难的问题,“截至目前,青岛总共查处了20辆,上海各个部门联动,并且有立法的保障,也一共才查了100辆。‘专车全国第一案\’在济南开庭,但到现在都没有结案,也是因为取证的问题。”
据了解,像青岛等不少城市,主要通过着装执法、变装执法查处私家车利用打车软件进行的非法营运问题。
“上海有独立立法权,青岛有半个立法权,而且上海是通过立法行驶规定了公安、交通和网络平台各方面的职责和权利。而对平台的处罚,青岛是受限的无法对平台处罚。”赵海滨说,这只能通过执法来做。
错位、合法经营
赵海滨说,在立场上,从上到下,国家会全力维护传统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既得利益,但也要求其加大转型升级的力度、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公司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青岛益青出租有限公司红飘带出租车星级驾驶员李国良认为,专车搅了青岛出租车市场,出租车司机们也看到了压力,“为什么专车能轻而易举赢得市场?我们也痛定思痛,找差距和不足,主动开车门、提行李,把副驾驶安全带擦干净,把能想到的服务都做细。”
“青岛真正做专车谋生的车主,不足1万人,大都是私家车主空闲时间兼职的产物。那么,私家车主可不可以做兼职?”赵海滨说,“私家车辆利用打车软件从事营运服务,违反山东交通运输管理条例,属于违法经营行为。但反过来,你如果符合了经营车的条件,能不能视作你是经营车呢?”
他认为,国家在专车发展方面将会陆续出台完善的规范和秩序:平台要承担运输的主体责任,必须是企业法人,并在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申请注册,同时要到通讯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有固定的场所和规章制度、办公用品;车辆要7座以下,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标准,有道路运输部门发放道路运输证件,注明网络约租车;人员要通过考核后发从工业人员资格证等。
“未来的租车市场上,专车与出租车有序地错位竞争,比如车主车型好一点,服务多一点,车费也可以高一点,关键是必须具备一系列配套要素。”赵海滨认为,网络约租车和出租车是互补的,不应发展为恶性竞争。网络约租车能弥补高峰期出租车数量的不足,满足市民更加个性化的出行需求。
他呼吁,关于规范网络约租车发展的实施办法,目前,全国的大形式、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不能独立作战,需要交通部、工信部、工商总局、公安部等十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顶层设计,而其他具体细节,诸如网络约租车是否需要数量控制等,这需要地方政府具体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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