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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打开自家报箱，取出一份洋溢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着热气腾腾的早饭细细品读———这几乎是港城读者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然而，在一条条真实、鲜活、生动的新闻背后，却是多个环节紧密无间的通力协作，从一线记者现场采访，到后方编辑部紧张组版，校对员仔细检查、印刷厂通宵忙碌、投递员清晨将报纸投递到千家万户……报纸生产每一个环节参与者的酸甜苦辣，某些时候，是比新闻本身更精彩的存在。

操作第一台转轮印刷机

1971年，在山东新华印刷厂莱阳分厂机修车间担任车间主任的于孟桂，被上级调往烟台日报社工作。到达报社的那天，石学顺副总编带着于孟桂到印刷厂各车间转了一遍，并介绍了报纸的印刷、发行等情况。初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于孟桂发觉日报社印刷车间的设备比较简陋，各项规章制度也不健全。“那时全烟台地区的报纸发行量近5万份，10台平台印刷机一起开动，要从晚上10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不但工人很疲惫，有时第二天报纸还发不出去。”

鉴于印刷厂的“一穷二白”，在一次党员会议上，于孟桂向领导提出，要提升烟台日报的印刷质量和发行速度，工人单凭靠时间、拼体力是行不通的，有条件的话可以购置一台转轮印刷机，印刷速度不但更快，还能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同时，确保报纸的准时发行。经过报社党总支的讨论研究，最终决定去上海印刷机械厂购买转轮印刷机，2个月后，转轮机顺利运抵了烟台火车站。

1973年国庆节后，日报社领导决定安排于孟桂等4名同志前往济南日报社，学习转轮印刷技术。4个月的学习期间，于孟桂和同事们每天晚上11点上班，到早上7点才下班，回到宿舍还要翻看资料、图纸，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济南方面的技术员请教，从压字形到铸铅版、修版等，每一道工序都是实打实的体力活。“那时生活条件不高，每个人每月定量30斤粮，根本不够吃，我们就时常到街上买烤地瓜‘开小灶\’，当时心里就抱定了一个念头，无论多苦多累，也要把技术学到手！”

春节将至，学成归来的于孟桂和同事们向党总支汇报了学习情况，并被任命为印刷车间主任。在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下，于孟桂和副主任刘春诚一起准备材料，动手制作转轮印刷机的一些附属设备，如搬运圆滚纸的铁车、熔化铅运煤炭车、活字铅版运往压型机升降铁车、化铅锅炉大型排烟笼罩、排烟管道等，都是两人自制的。尤其是最后的主机安装，在没有任何起重升降设备的情况下，于孟桂和刘春诚仅用三根铁管焊成的三角架，挂上铰链，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将17吨重的转轮机在一个月内毫发无损地吊装完成，并一次性试验成功。

1976年元旦，转轮机第一次正式印刷烟台日报，出报当天，地委书记朱本正同志同其他领导来到印刷车间看望一线印刷工人，并表示感谢。从此，烟台日报的印刷走上了一条更加迅速的轨道。邮递员们看到转轮机印刷的报纸，纷纷开起了玩笑：“《烟台日报》过去骑黄牛，现在骑上千里马了！”“虽然我在报社仅工作了8年多，后来因家庭原因调回莱阳老家工作，但转轮印刷的从无到有，却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于孟桂说。

送报上楼让读者喜出望外

1998年进入烟台日报社发行部，成为一名报刊投递员之前，耿月花和许多人一样，对这座每天清晨准时投递出散发着油墨清香报纸的大楼，充满着好奇，觉得这里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然而，接踵而至的发行季，让她对崭新工作岗位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每年10月起，都是发行部最忙、最累但也最重要的时候，因为从10月之后的三个月，除去正常的投递工作，还要做好第二年的报纸征订工作。”耿月花回忆道。1998年的征订季，正是烟台日报首次推出“订报有礼，送报上楼，免费安装报箱”的优惠活动，比起从前简单地把报纸往楼下的信箱里一塞，多了很多细致而复杂的工作。为确保征订活动的有序开展，耿月花和同事们每天送完报纸后，还要一起挨家挨户去敲门、沟通，摆摊订报，安装报箱，发放礼品。从天蒙蒙亮出门送报，常常是伸手不见五指才摸着黑回家。“刚开始干发行的时候，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就只能凭着两条腿走，一天下来腿肚子发软，经常半夜腿抽筋从睡梦中疼醒。”回忆起当年“直着腿走路”的送报往事，耿月花历历在目：“最初和我一起到发行部报到的有30多人，但不到一个月，都陆续离开了，都说遭不了那份罪，吃不了那份苦，我很欣慰自己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可还没等耿月花品味发行工作带来的成就感，第一天单独送报的投递生涯就遭遇了“突发状况”：当时与烟台日报一起投递的烟台晚报是下午出版，偏巧编辑部正在等一条重要新闻，付印因此顺延，但对编辑部工作流程并不知情的耿月花左顾右盼，报纸迟迟不来，直到时钟指向下午四点，刚印好的晚报才送到她手中。

此时，窗外天色已经昏暗。带着忐忑的心情，心急如焚的耿月花背着发行袋里的报纸一路小跑，可正在落山的太阳却不等人，很快送报路线上的路牌、门牌号码都是一片模糊，眼看手中还有20多份晚报没递出，又急又累的耿月花拿着一份报纸，借着一户人家厨房的灯光看清投递的户名，走进了楼道，可楼道里没有灯找不到报箱，耿月花只得摸着黑找到这家订户，敲开了对方的房门。由于当时投递员从来不上楼送报，喜出望外的订户不但没有埋怨报纸送晚了，反而感到十分惊奇，连声对耿月花道谢———这一刻，耿月花那颗一直悬着焦急的心，舒坦地放下了。“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干点什么不行，非得干这么出力的活？一年到头，风吹日晒，霜打雨淋，这么遭罪图个什么？”面对疲惫、挫折和不解，耿月花也不是没有动摇过，但对投递员这份工作的热爱，却让她选择了坚持。“送报一则锻炼了体魄，二则锻炼了交际，三则锻炼了勇气，虽然累，但精神愉悦，称心如意，这就足够了。”

兼职“爬格子”读者叫好

成为烟台日报的一名资深通讯员和“编外记者”，魏庆顺30余年来在报纸上笔耕不辍。这还要从童年时代的一件往事说起：“1964年，我在建昌街小学上二年级，时任《烟台工人报》副刊部主编的刘少白，来到学校开展了培养少年通讯员的专题讲座。我当时特别热爱写作，不但经常去听他的讲座，也积极给报纸投稿，一来二去，不但和刘少白分外熟稔，自己也立志将来要当一名记者。”

造化弄人，就当魏庆顺怀揣着记者梦，希望继续求学深造时，突如其来的十年文革，让魏庆顺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之梦就此中断。当1984年魏庆顺再次踏进曾魂牵梦萦的烟台日报社大门时，已经是一名驻烟央企的职工，但无巧不成书的是，这次造访，他又与自己创作之路的“领航员”刘少白不期而遇。“一晃20年过去，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身材样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刘少白一眼就认出了我，不但主动问起我当时的生活、工作情况，还向编辑部积极推荐我：‘他文笔好，有想法，适合写杂文！\’老一辈烟台日报社领导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态度，至今令我难忘。”

1984年，日报正式改为大版，大量栏目新设，社会通讯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日报一版开设的“三言两语”专栏，面向全社会征集短小精悍、言之有物的时评杂文，编辑部立刻想起了魏庆顺。可当王崇和找到魏庆顺时，后者却有点犯难，自己在单位一向写通讯，要把洋洋洒洒的文风改为短小精悍，谈何容易？在报社领导、编辑的“循循善诱”下，1985年春节，魏庆顺作为通讯员的“处女作”正式出现在日报一版。一回生二回熟，在逐渐熟悉了投稿要求后，魏庆顺的“产量”与日俱增，时任烟台日报副总编辑的周曙光甚至为魏庆顺的行文风格起了个形象的“雅号”———“古典派”。

1989年，再次改版的日报周末版“扩容”，增设了“星期六论坛”栏目，但稿件要求却从300字的“豆腐块”，变成了800字上下的长文，再度应编辑之邀执笔的魏庆顺，8月19日在周末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欣慰之余》的时评，针对当时烟台部分单位领导挪用公款装修自家房子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批判和鞭挞，稿子一经见报，便引发了全市读者的强烈反响，不少读者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到报社，反映身边的类似情况，有学校将这篇文章的部分段落作为范文，摘抄给学写议论文的中学生，更多的读者对日报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做法齐声叫好。“身边很多知道我给报社写稿子的同事，都向我竖起了大拇哥，可我知道，没有当年报社老领导的循循善诱、积极推荐，哪会有我坚持不懈的通讯员生涯？”

令魏庆顺稍感遗憾的，是当年由于驻烟央企的人事调动不甚方便，成为专职记者之梦迟迟未能实现，后来工作繁忙，“爬格子”的时间也不再丰裕。如今，已经退休的魏庆顺依旧保持着每天读报的习惯，而年轻时的笔耕经历，也成为他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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