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校长张敏之与台湾“澎湖案”

张敏之被称为“十字架上的校长”，缘自遗孀王培五女士所撰的回忆录。回忆录出版于1999年，那时她年届90高龄，距张敏之蒙冤罹难也过去50周年。书名定为《十字架上的校长》，据说是应出版商的要求，让作者以基督徒的立场口述历史，彰显爱与宽恕的精神。就张敏之生平事迹而言，他生为教育献身，死为教育殉难，一个具有真诚信仰教育家的灵魂，最终安放在十字架上，也算是恰如其分。

冤死马场町

张敏之冤死于台北马场町。马场町是国民党台湾政权枪杀政治犯的地方，它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血腥与恐怖，让人闻之色变。当历史进入2000年，曾经的“阎罗殿”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园区内新建大理石纪念碑，铭刻碑文：“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张敏之死于1949年12月，那他算不算碑文中所说的“热血志士”呢？当然要算。以20世纪50年代划限，是为了强调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十年，大规模整肃左翼人士的史实。这样说来，张敏之等人是马场町最早的一批殉难者。所不同的是，张敏之思想既非左倾，与共产党人更无丝毫瓜葛。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所谓“通共”罪名是如何加到他的头上，继而招来杀身之祸的呢？

回到历史的现场，先看一看加害者对张敏之是怎样定罪的吧：1949年12月12日，《中央日报》、《新生报》均刊登标题为“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及“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的图文报道，报纸登出的七人集体被枪决照片，更让人不寒而栗。报刊公布的犯罪事实言之凿凿：“张敏之于民国卅五（1946）年冬，在青岛由匪干周孟英、刘次箫等介绍加入匪党。初在文化工作研究会工作，并利用新闻记者在联谊会等名义，从事吸收文化新闻界人士，参加共匪组织。嗣后于卅六年秋，又奉匪命令，利用训练难童，及青岛自卫队等机会，从事宣传共产主义，发展组织升任为共匪东区执委，奉派在烟台联中领导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后他又偕同邹鉴吸收五个学生，均以流亡学生身份为掩护，散布谣言，煽动学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其最显著的不法行为，为联中学生自烟台、青岛等地流亡上海，转赴湖南，于卅七年间途经杭州时，张匪敏之、邹匪鉴、刘匪永祥等，藉端领导全体学生，捣毁杭州车站。迨本年六月，该校又迁徙广州，政府乃将所有流亡学生，悉数拨递驻澎湖之陆军第卅九师编训，冀为国家有用之才。据该匪等，竟不知洗心革面，仍遵奉匪方命令，潜伏军中秘密活动，阴谋破坏建军工作，并分别着手调查部队主管姓名、装备情形，及要塞地等，图为匪徒进攻时内应，达其颠覆政府目的。王匪光耀又迭将该团在军中活动情形，向香港匪方报导，经陆军第卅九师查获，报由本部派员将该匪犯等扣押解部，除其余匪徒党羽，另案办理外，案经审明合予判决。”

肇祸之因

对张敏之等人的上述指控，纯属军方构陷。张敏之是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在大陆政权易手之际，因其对共产主义持有偏见，使他选择了继续追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1907年，张敏之出生于牟平县（今属烟台牟平区）南自格庄村的一个农家，16岁时入烟台先志中学读书，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并加入国民党外围社团“平民学会”。完成学业后，由山东省国民党部保送报考中央党务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张敏之组织北伐宣传队活动于山东南部，后来又担任省党部开办的“党义教育训练班”训育主任，讲授三民主义。北伐成功后，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之故，张敏之遂辞职赴上海，插班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毕业后，他不愿再涉入政治，抱定终生办教育的宗旨，担任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期间成绩斐然。

1937年8月，山东省教育厅任命他为省立第八中学（设于烟台）校长，可惜不到半年，山东全境即沦陷日寇之手。1938年夏天，为了给国家培养造就抗战所需的人才，也让胶东大批失学青年能继续学业，张敏之成为省立第六联合中学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学校选址于莱阳，当年就招收了400余名学生。开学近三个月，日军自青岛北上扫荡，张敏之又将学校迁至牟平山区的青山村，开始了他带领学生辗转各地苦心办学的十年生涯。虽在流亡中办学，张敏之凭借出众的才干和个人声望，吸引来了优秀的师资与生源，学校最盛时，师生多达1500余人。1941年春，第六联合中学又转至沂水。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率领千余名师生再度迁往皖北阜阳。山东各地的学生源源而来，教育部遂成立国立第22中学，张敏之改任教务主任，校长由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兼任，校务仍由张敏之主持。其后，张敏之奉山东省政府之命，先后在徐州、济南、烟台、青岛等地办学，成为山东抗战期间著名的教育家。

1948年11月，烟台各中学师生撤退至上海，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各校长公推张敏之负总责。对国民党心怀孤忠的张敏之，放弃了和家人由沪去台的打算，跋山涉水，一路流亡，经湖南、贵州，直至广州。在广州历经一番周折，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来自山东各地的8000余名流亡师生转去台湾。

1949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山东流亡师生分两批抵达澎湖。来到澎湖，张敏之所期望的是，让流亡学生得以继续学业；而时任“澎湖防卫司令”的李振清，却意欲征召男性学生入伍当兵。张敏之愤慨之余，求助在台北的山东籍知名人士，斥责军方的背信行为。因军方背约引发冲突，成了张敏之的肇祸之因。

不久，李振清离职，39师师长韩凤仪为当上“澎湖防卫司令”，跑到台北，向陈诚诬称张敏之是“共党分子”，又采取一系列刑讯逼供手段，坐实“罪名”，由陈诚批准，并报经蒋介石同意，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涉嫌匪谍”罪，判处张敏之等七人死刑，制造了台湾自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法令”之后的首宗大案。史称“澎湖案”。

漫漫平反路

张敏之为让学生得以求学，在澎湖抗命军方冒死犯难的史事，以及军方与流亡师生发生冲突的“7·13事件”，史籍记载甚详，不再赘言。而平反这起冤案漫长曲折的过程，世人却鲜有所闻。

张敏之等人关押台北期间，山东籍的“国大”代表及知名人士也曾联名具保，呼吁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缉放人。其中，做过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和判决书14项错误，仍于事无补。

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在抗战中曾与张敏之共事，深佩其人。1953年，他利用蒋介石接见的机会，为冤死的张敏之陈情，蒋介石指示“总统府”参军张公度予以复查，陈诚却答复说：“要为国家留点颜面”，对“澎湖案”的复查拖延搁置。次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时，秦德纯、裴鸣宇、张敬塘、谈明华和张志安五人联名向大会登记重提此案，提出惩办凶手、慰问被害人家属、解除株连人士的歧视待遇、准许被捕充役的学生复学四项要求。陈诚闻之紧急约见秦德纯等五人，以怕影响美援为由，不允提案，答应当选“副总统”后进行复查。但是曾办理此案的彭孟缉，正获两蒋的重用与信任，与陈诚一样都不希望翻案，只是象征性地究办当年办案的几个小人物。

1970年，山东籍的老“国大”代表又追问此案，蒋介石说：“待复国后再究办。”可蒋至死也没能完成“反攻复国大业”。1982年谈明华病逝，至此五位提案人全部过世了，令人慨叹，而“澎湖案”的平反依旧遥遥无期。

张敏之冤死后，妻子王培五背负“匪属”之名，长期遭受情治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的歧视，度过了艰辛岁月。王培五早年就读于基督教开办的教会女子中学，又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她除了担任教职谋生，还把六个子女培养成才。其中，长子张彬、次子张彪、三子张彤与三女张鑫，先后考入台湾大学，均赴美深造，出了三位博士。1979年台美断交后，长子张彬以“杰出学者”身份获邀回台，本想借此为父亲平反，但受到“戒严令”有关条款限制，愿望落空。

上世纪9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转型时期，当年流亡到台湾的山东学生，许多人已成为政界军界的中坚，其中当了十年台湾大学校长的孙震，1993年接任台湾“国防部长”；跟随张敏之来台的学生中，还出了三位二级上将，但平反政治案件的制约力量仍旧存在。直到1998年6月，台湾当局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同年9月，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启动了台湾戒严时期所遗留的大量“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和补偿。张敏之案由此柳暗花明。

在台湾国民党的一些人眼里，“党国颜面”远比冤屈者的昭雪重要，致使平反这桩并不复杂的错案，等待了太久的时间。张敏之的家人向“基金会”递交的请求补偿申请一度被退回，反倒是国民党外的立法委员们为其仗义执言，鼎力相助，出面申请。最终基金会于2000年1月，审查通过了张敏之补偿案，并获得最高基数的理赔。这意味着张敏之等人的冤案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后来澎湖马公岛上建立了“7·13事件纪念碑”。2011年7月13日，由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赵世璋陪同退役上将王若愚、王文燮、李桢林来到澎湖，在纪念碑前献花致祭，追怀62年前在澎湖不堪回首的往事。三位将军均是当年的山东流亡学生，这也是台湾军方就“澎湖案”首度公开认错并作出道歉。

马场町是张敏之生命的最后一站，早已不再是两蒋时代施以“国家暴力”的死亡之地，如今变为民众休闲健身之所。数千死难者的英魂亡灵受到礼遇，标示了台湾社会今天取得的进步，更是对那些为追求社会正义而献身的志士们的告慰。如今，烟台第二中学校园里，由张敏之先生子嗣捐资兴建的“张敏之教学楼”，泽及无数烟台学子，他为教育献身的精神，更让后继者仰止。

张敏之是山东抗战期间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他组织山东流亡学生赴台，因澎湖地区驻军缺兵，强迫征军，导致师生极力反抗。军方诬称张敏之是“共党分子”，又采取一系列刑讯逼供手段，坐实“罪名”。最终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涉嫌匪谍”罪，判处张敏之等七人死刑，制造了台湾自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法令之后的首宗大案，史称“澎湖案”。此案几经变故，直至1999年才随着张敏之夫人王培五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的出版而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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