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丢过四只鸡

1979年春节前夕，我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家。临行前，给家里写了封信，说准备带四只鸡、一斤木耳、两瓶杜康酒。父亲回信说，带的东西可不少，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木耳还是稀罕物，这回咱家要过个好年了。收到父亲来信，我就忙乎着筹备年货。部队驻地的老百姓生活很贫穷，尤其是缺衣少穿，老人孩子、年轻人都渴望有件军衣军裤穿。当地地处山区，不少人家养殖木耳、蘑菇等，他们就经常和部队的人做以物换物的买卖，一双半新的解放鞋能换一斤木耳，一件绒衣、一双新棉鞋可以换三四斤木耳，一双袜子、一块肥皂也能换回你想要的东西。我入伍已经三年，面临复员，觉得棉裤也穿不着了，便拿着它来到离营地不远的一个村落，也想换自己想要东西。看到一家院子里欢跑着十几只鸡，我走了进去，主事的大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对她说，快过年了，要回家探亲，想用这条棉裤换你家一斤木耳和四只鸡，大娘接过棉裤看了看，接着把小儿子从屋里喊出来，她拿着棉裤在儿子身上试了试，大小挺合身，大娘说中啊，小子高兴地一蹦老高，赶忙帮着老娘去抓鸡。紧接着宰杀褪毛、开膛破肚、清洗冲唰，不一会儿工夫，四只赤条条的大肥鸡弄好了，接着大娘又给称了一斤木耳。

第二天，我赶到洛阳火车站，刚上车，巧遇回济南探家的战友曹卫平，他手里也提着几只鸡。车厢内拥挤不堪，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俩买的是站票，只好在车厢门口找个地方。上车时，鸡还冻得棒棒硬，过了几个小时，车厢里人多温度高，已经开始化冻，水不时地滴在地板上。曹卫平一看这阵势：“这样不行，车厢里太热，还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家，等到了家，恐怕就坏了，咱不如把它拴在车厢外面。”我也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恰巧厕所的窗户是开着的，我俩一起动手，把鸡分别装在两个大尼龙兜里，甩吊在车厢外，然后用绳子在里面拴得结结实实。不一会，我伸出手去在窗外一摸，几只鸡在“嗖、嗖”的朔风吹冽下，冰凉铁硬，冻得嘎嘎地，我和老曹的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

火车到达徐州站，已是傍晚，月台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火车在这里换车头，停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俩光顾拉呱看景，把窗外的鸡忘得干干净净。

火车再次启动时，忽然想起，我一个箭步跑到厕所门口，只见窗外有一簇麻绳缨头在风中急速飘动，我立刻意识到，不好，鸡没了！我又使劲拉了下另一个尼龙兜的提手，差点晃了我一个趔趄，七八只鸡全没了。顷刻间，我呆若木鸡。

看绳子的差口，齐刷刷地，是被人用剪或刀弄走的。我俩脸上没了笑容，窝囊得一句话也不愿说，只抱怨车停徐州时，该把它们收进来……

回了家，我面带怒气地把车上的事说给父母听，他们却哈哈大笑，父亲说：“这是一段挺有意思的故事，只能说明你们年轻人办事还欠稳妥，把自己的鸡丢了是小事，当兵人要把枪丢了麻烦可就大了！”接着父亲话锋一转又说道：“唉，这些年日子都不好过，门市部的副食按量供应，还要排大队，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有多少家庭你就是让他买，他也不舍得买，所以说，你丢了鸡，用不着难过，你权当做好事，谁吃了不是吃？三年自然灾害那会，你刚几岁，面糊糊还经常断顿，我从部队给你妈往老家寄了一次钱和粮票，还被邮局里的人截留了，可见，当时的穷日子把人逼成什么样，能帮助解救一下他人，咱心里也不亏呀。”

父亲的话使我想起《聊斋志异》里“骂鸭”的故事，一村民偷了邻居一只鸭，吃了以后长了一身鸭毛，浑身发痒又挺难看，就去看郎中，郎中说你如能让丢鸭人骂一通，就能不治自愈。谁料想，丢鸭的阿婆特别善良厚道，不为一只鸭就去骂街。无奈之下，只好登门道歉请求人家臭骂。阿婆不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哀求，并说出由头。最后，阿婆架不住，才骂口大开。神奇地是，伴随着骂声，偷鸭人身上的鸭毛闻声而落。

蒲松龄写这个故事，本意不是让人吃了亏如何去报复，而是教人学会做厚道慈善人。父亲的话，阿婆的故事，在我心里埋藏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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