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考古馆的大名“鼎鼎”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大青铜鼎□刘丽丽 郝素梅

有一个成语“钟鸣鼎食”，描述了古代豪门贵族用餐时的豪奢排场，宴席周边有乐队在奏乐击钟，有歌姬翩翩起舞，达官显贵们觥筹交错，享用着盛在鼎中的各种珍馐佳肴。这一场景在现代的古装剧中经常能看到。其实，在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编钟、编磬等乐器和鼎、簋、豆等盛器也印证了这一成语所言非虚。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鼎。

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起源于炊具，相当于现在炉与锅的结合体，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最早是陶鼎，在推测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发现有青铜鼎。传说夏禹用九州所贡之金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并铸刻上山川形势、奇珍异兽，昭示九州百姓。自此之后，鼎就由一般的炊具提升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鼎也是旌功记绩、祭祀用的礼器。商周时期，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司母戊鼎、盂鼎等。在各种祭祀场合，也要用鼎来盛放祭品，祭祀重器的地位也逐渐产生了严格的程序和特殊的含义，《春秋公羊传》中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所以“鼎”字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

鼎兴盛于商周时期。在商王朝统治的500多年时间里，一直向东方进行扩张，大辛庄和刘家庄两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证明济南地区是商王朝统治东方的重要据点。大辛庄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大鼎也印证了这一点。

2010-2011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大辛庄共发掘商代墓葬91座、灰坑103个、灰沟9条、房址4座、窑址2座、灶2处，出土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620余件，获“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中发现的一件商代大鼎，在出土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何器形，因为那时它是一个由数块断裂碎裂的青铜碎块挤压而成的圆柱体，根据破碎状况推测为人为破坏所致。经过化学浸泡和物理分解，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203块青铜碎片，碎片中能辨认出来的器物部位有鼎的耳、足、口沿等，更多是大量的腹片。此时仍不能确定这是一件可以修复的器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市考古所请来了修复秦坑兵马俑的师傅。他们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修复技工，但面对200多枚碎片，也感到非常棘手。

从春风阵阵到炎炎夏日，经过近百天的奋战，一个青铜大圆鼎慢慢呈现于大家面前。惊喜的表情挂在大辛庄考古队每个队员的脸上，最年长的队员已参加文物工作30余年，但也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早的商代铜鼎。看着它圆而深的腹腔，尖尖的锥足，耳足四点配列式，就是一耳与一足对齐，另一耳在另外两足之间，腹底铸痕明显，李铭所长肯定地说：“这是中商时代山东最大的鼎了！”经测量，高53.5厘米，直径最宽处35厘米。

作为重要的礼器，鼎一直受到珍视，为什么体量如此大的鼎会成为碎片呢？出土大鼎的M276被严重盗扰，但仍发现有殉狗6具、殉人8具，并出土有铜泡、绿松石、金箔等显示墓葬规格较高的随葬品，可见墓主人身份之高之贵。商周时期有一特殊的丧葬习

俗叫碎器葬，就是将器物打碎陪葬、祭奠死者。但该墓毁坏严重，随葬器物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都不存在了，是否为碎器葬难以定论。通过M276的盗洞时代很早，而且直径达4米，如此大的盗洞似乎显示出并不是暗中的盗掘，而是大张齐鼓进行的。李铭所长研究认为，商朝攻占东夷，将土著东夷人驱赶到近海区域，有可能是东夷人返攻后，为报复，将一座商朝贵族或高级将领的墓打开，将象征权力的大鼎砸毁。

除了这件青铜大鼎，大辛庄和刘家庄两处遗址还出土了其他的圆鼎、方鼎，时代都在商代晚期。大辛庄遗址的一件小铜鼎，高不足10厘米，表面蝉纹，小巧精致，口部内侧有一带有族徽性质“索刂”字铭文，是非常难得的文字研究资料。刘家庄遗址出土的铜鼎纹饰更为精美繁复，尤其是一方鼎，是迄今济南中心城区内出土的唯一一个，从数量上看比圆鼎要少得多，出土墓葬的等级也更高。

大辛庄和刘家庄两处遗址的发现，说明济南地区在商王朝对东土的经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专家称之为殷商的“陪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特定时间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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