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前夫还债3年77万债务变160万 背负沉重的利息，“24条婚规”受害者跋涉在还款路上

事 件 回 顾

2017年3月3日本报刊发封面报道《债劫难逃》，在全国率先报道“第24条婚规”受害者的境遇，社会反响强烈。

2018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备受争议的“24条”作出修正。

2018年3月21日本报刊发封面报道《债劫不再难逃》，报道济南首例“新解释”受益者卸掉数百万债务包袱。

郑芬最新的网名用上了“爬坡”这个词，这是她目前生活的写照。这样瞒着家人秘密“爬坡”的生活，郑芬已经过了3年：她身上背负的债务，从七八十万元，变成了160万元。这些债务，全部来自她的前夫。今年郑芬开始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郑芬算是一名“24条婚规”的受害者。近日，记者回访了2017年3月起济南时报报道的“24条婚规”受害者，她们大多还背负着本该属于前夫的债务，以及数不清的、不断增加的利息。

绝望

还款3年77万元债务变160万元

2016年春天接到银行的催债电话，郑芬才知道丈夫欠下了债务。拉锯几个月后，她统计清楚，债务合计77万余元。“银行反复打电话催债，也有债主上门闹，那段时间，我害怕听到电话响，看到家门口有人转悠也会多心。”在家人的建议下，郑芬和丈夫离了婚，但仍要不时面对前夫的债主，“他们都说，钱是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欠下的。”郑芬说，有人怀疑他们夫妻串通好了先借钱后离婚，银行也告诉她“你们离了婚也没用”。

郑芬并没有仔细研究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她印象深刻的是，离婚后每次有人上门催债，都会让她父母难以接受，“不想让父母担心，孩子也还小，我还吧。”在她当时设想中，如果和前夫共同努力，咬咬牙，10多年也能还清债务。

“没想到从那之后，他就一蹶不振。”今年9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郑芬说，她完全不知道前夫借款以及钱款的去向，但2016年她陆续通过向朋友借钱、信用卡分期和房产抵押等方式，周转挪腾，将债务全部转移到了自己名下。

郑芬随身带着账本，详细记录了她的借款周转状况。近3年来，她先后将房子抵押了3次，最近一次抵押了68万元，不算早已被扣掉的“砍头息”，每月需偿还7000多元利息；用光了信用卡的59万元额度；网贷18万元；朋友借款17万余元。这些债务加起来，足有160万元。此外，郑芬还不时借用朋友的信用卡来还款。

郑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月收入约1万多元。为了持续循环，她将自己名下的信用卡都办理了分期，付高额手续费养着信用卡。如今每个月她须还款4万余元。

债务越还越多，郑芬将原因归结为她使用的借贷产品利息太高。她粗略计算，2018年她偿还了大约20万元利息，“这几年的收入基本都用来还利息了。”

自救

寻找600个人每人借2000元

此前，郑芬大多刷信用卡或找朋友借款来腾挪债务，但今年春天开始，她发现自己借不到钱了。“征信显示我的负债很高，办不了正规银行的贷款，也申请不了新的信用卡。以前，我一直忍着没用网贷。”

9月底，急于还款的郑芬频繁下载网贷App，很多都没通过审批。“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周转资金。每天熬过了日落，又熬到日出，很煎熬。有时连续几天吃不下饭，今年春天瘦了20斤。”郑芬瞒着全家人承担了前夫的债务，未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熟人。筹集资金几乎占了她的全部精力，“天天睁眼闭眼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弄钱、还钱、倒腾钱，多少影响了工作。”

工作之余，郑芬还接一点私活，并在两个蔬菜团购App上卖货，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暑假期间，11岁的大女儿在家帮她分拣蔬菜。提到孩子，郑芬忍不住掉泪，“最愧对的就是孩子，满足不了她们提出的合理需求。”

郑芬曾想过卖掉她名下的那套房子，但卖房后，明年6岁的小女儿将难以顺利入学。不断增加的负债也影响了她和孩子的关系，她开始对孩子们发脾气。9月29日晚，她情绪失控，在孩子面前哭了。

第二天，她将题为《41岁中年宝妈向陌生朋友求助，此后13年，为帮助我的朋友而活》的求助帖发到了天涯论坛，她决定向网友求助，找600个人，向每人借2000元，每个月按顺序还给4个人，用13年时间还清。犹豫了很久，郑芬没有勇气将这样的求助信息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她怕影响工作，怕家人接受不了，怕周围人知道她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个想法源于她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一名女孩家中发生变故，用相似的方式在一夜之间向300个人借到了30万元，并在3年内还清。“我不是不想还钱，只是想用自己的诚信背书，换种还钱的方式。让我缓口气，集中精力去赚钱还债。”她说，如果真的能找到600个人，她将按月公布还款进度。

帖子发布10天后，阅读量停在了1500多次。29条回帖中，大多是嘲讽，没人相信她的话，还有人劝她跑路。鲜有人伸出援手。

今年，郑芬开始后悔深陷债务深渊，但为时已晚，“债务全部在我名下了。”她婉拒了记者采访她前夫的请求，“找陌生人求助这件事，我没有和他商量过。”最近3个月，她的前夫找到了工作，每月给她3000元钱，“这在债务面前，杯水车薪。”挣扎

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仍在负债人身上

和“非典型”的郑芬相比，李金是一名典型的“24条受害者”，她已经打了近5年官司，现租住在一处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带着她的3个孩子。

这几年，李金要么在搬家，要么在搬家的路上。从市中区搬到天桥区，再从天桥区搬回市中区，如此往复。

官司缠身之前，李金在老家经营一处婚纱影楼，收入尚可，儿女双全。2013年，因与丈夫感情不和，李金与其离婚。离婚后，法院传票随之而来。李金前夫欠债100余万，人已失踪，债主找上了李金。房产被拍卖，影楼转卖抵债，李金和孩子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债主找到孩子上学的学校，拉起横幅，对孩子们跟踪恐吓。李金回忆，2014年至2017年，她和孩子四处躲藏，居无定所。大女儿因长期受到惊吓和骚扰，患上抑郁症。收留她们的亲朋好友，也被债主骚扰和警告。

无奈之下，李金带着孩子来到了济南，但这并没有摆脱债主。更让李金痛心的是孩子的变化。李金的儿子，在见过父亲被债主打得头破血流后，变得懦弱胆小。李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的日子，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摘掉“老赖”的帽子。

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备受争议的“24条婚规”作出修正，明确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需要所负的债务为个人债务，且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来承担。但李金背负的债务并没有因此减少，因为她不能举证前夫所欠外债没有用于家庭生活。

幸运的是，李金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并育有一子。但她不能与男友领证结婚，“不能害了人家，把人家也拖下水。”已考上大学的女儿曾问李金，“妈妈我可以不结婚吗？”李金回答，“只要你开心。”

更多的“24条婚规受害者”背负着沉重的利息，她们大多有与李金相似的遭遇。本报曾多次报道过的姜欢，2017年时背负着前夫欠下的200余万元，最近几年的利息都不知道怎么算，更难以算清债务。

本报曾报道的护士宁静，至今仍负债675万元，生活每况愈下。她每月1200元的生活费无法租房，只能和女儿挤进弟弟家，7口人住在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

宁静她们一直挣扎着试图甩掉身上的债务，但她无法举证前夫的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4条公益群群主李秀萍发现，有的判决共债的大额举债案例中，“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单方举债，债权人的举证责任，仍是只要举债人承认借款或者有打款凭证，就算借贷事实成立，完成举证责任了。并没有按照夫妻债务新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债权人进一步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且举债人也没有对此给出举证，反而举证责任又被倒置给被负债人。”在她看来，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根据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明确转化到由举债人或者债权人承担。

相比之下，郑芬身上的债务算最少的，但她主动揽下了前夫的债务，失去翻盘的可能。“是我要强的性格害了自己。如果继续撑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她也不知道网络筹款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但这是她最后的稻草。（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除李秀萍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新时报记者梅寒 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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