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箱国宝只截下一块北陛石

□本报记者孟一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孟芬芬梅花

1942年,随着日军大举进犯曲阜,一支打着“东亚文化研究会”旗号的特殊队伍也同期进入。与一般日军不同,这支队伍不杀人、不放火,一个个拿着专业的地质勘探设备,四处测量、画图、做笔记……但他们俩眼瞅的,是埋藏于曲阜城下鲁国故城遗迹中的宝贝。

“他们花了近一年时间做遗迹勘查,最后选择在曲阜城东北部的周公庙附近开挖探沟。”曲阜市文物局课题研究组原组长孟继新告诉记者,那支以关野雄为主导的日本“考古队”在到曲阜前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工作,再加上长期的实地勘察,一镐子敲下去,直奔西汉鲁恭王刘余王宫的主体建筑灵光殿。

孟继新介绍,灵光殿是西汉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宫殿建筑群之一,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与当时国都长安的皇家宫苑未央、建章二宫齐名,是我国建筑史上的瑰宝。早就摸透了底细的日本“考古队”一经定位便开始在周边地区强抓劳工,堂而皇之地开始了以掠夺为目的的“考古发掘”。

“那时候每天都有人从坑里爬进爬出,还看到过日本人戴着白手套把一些瓶瓶罐罐从坑里取出,包好了装进箱子。”今年94岁的翟秀英老人从小就在周公庙旁长大,她回忆说,街坊邻居有不少人都在那次“考古”中被抓去做壮丁,主要负责挖坑、运土,出土文物的事日本人并不让他们接近。

两条长约20米、1米多宽、1米多深的探沟挖下去后,瓦当、青铜器、陶器等文物很快开始出土,其中,还包括一块长19厘米,宽42厘米,厚94.5厘米的大石块,也就是作为宫殿阶梯的北陛石。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曲阜市文物局原副局长项春生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编撰的名为《曲阜鲁城の遗迹》的研究材料,材料中详细记录了灵光殿的开掘经过及所出土文物,足以证明事实的真实性。

“在全国范围内,西汉石刻可以说少之又少,是名符其实的国宝级文物。所以,日本‘考古队\’在因战事等原因被迫于1943年停止开掘后马上选择运走文物。”项春生说,他在早年收集北陛石相关材料时听当地老人说起过,1943年10月,“考古队”一共装了三个大木箱的文物,从兖州装火车运往北京,并打算从天津港运回日本。

在这个过程中,国宝外运的消息被国内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名流得知,他们联合起来赶到天津港,想尽办法将北陛石给截了下来。后来,北陛石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回到故乡曲阜。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当年北陛石究竟是如何被爱国人士截获的,其中又有哪些感人细节等问题现在都无法一一考证了。

项春生197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了解到,爱国人士集体出动就只截下了那块北陛石,其它文物都不幸外流,具体去向不明。记者随使用日本搜索引擎对鲁国遗产文物进行检索,发现在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中正存有“树木文半瓦当”、“蕨手文瓦当”、“兽文瓦当”等鲁城文物,出土处均明确标为“曲阜鲁城”,且与《曲阜鲁城の遗迹》中记录的发掘状况吻合。可见,1943年开掘出的文物,除北陛石外皆尽数流往日本。

“根据《山东文物志》等史料记载,以原田淑、关野雄、鸟山喜一等人为首的、抗战期间长期活动在山东一带的‘专家盗墓团\’,在洗劫鲁国故城遗迹前还曾盗掘临淄齐国故城和滕国、薛国故城遗址,进行了大量的文物掠夺。”孟继新说,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侵华期间所进行的疯狂的文化和文物掠夺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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