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上的著名廉吏

日前《兰州日报》载，兰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消息读来令人振奋。兰州历史悠久，黄河文化、民族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交融荟萃，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代代不绝，他们不但有很高的政治、文化成就，而且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官清廉”。这些杰出人物的不凡业绩，为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黄  谏   字廷臣，号兰坡，明朝人。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高中一甲第三名，即科举探花，是兰州人取得功名最高的一位。为官期间，由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学士，秉持“生民悉免于鱼鳖”的民本理念，在因故被贬为广州府通判之后，讲学兴文，从游者甚众。黄谏为官清廉自律，朝廷几度派他出使安南（今越南），议定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在圆满完成肩负使命的同时，他谢绝安南国给予的多项馈赠，展现了大国使臣的泱泱风范，受到对方由衷的尊敬。

段  坚   字可大，号容思，明朝人。他“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明景帝景泰五年（1454年）考中进士以后，历任山东福山县知县、莱州知府、河南南阳知府等职。他一生奉持儒家“爱民”、“仁政”、“洁身”等正统思想，清廉自守、严肃吏治，创办书院、发展教育，所到之地“政教大行”、“吏不敢欺”，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他在南阳为官九载，因病辞职归乡时“行李萧然”，仅有“祭器、书卷十数箧”，因而引得士民百姓遮道相送、号泣挽留。在他病故后，南阳百姓建立段氏专祠，“塑像为祖”，以志纪念。

彭  泽   字济物，号幸庵，明朝人。幼时受外祖父段坚启蒙，志存高远。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考中进士，初授工部主事，后迁刑部郎中。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有豪强杀人，按律当斩，但有宦官出面说清。彭泽置之不理，坚持依法处置。弘治十三年出任徽州知府，在地方上兴利除弊、倡导文教，世风为之一变。正德三年迁浙江按察副使，坚持惩恶扬善、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整顿盐务，稳定了社会秩序。在后来的从政生涯中，彭泽几落几起，最终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是兰州人位至三公的第一人。他一生清忠正直、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宦官干政、特务横行之际，但他面对阉党的利诱不动心，面对锦衣卫的胁迫不变色，特意在后堂备棺材一口，以表明随时准备舍生取义的决心，这就有效的慑服了邪恶势力，被民众敬称为“彭爷”。

邹应龙   字云卿，号兰谷，明朝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考中进士，初授行人（明代掌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务的官吏），后擢拔为御史，职掌弹劾纠察之司。他任此职期间，正是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恶人当道、横行无忌之时。邹应龙作为封建社会少有的铁骨诤臣，义无返顾地同严嵩父子展开了殊死搏斗。他有勇有谋，抓住嘉靖皇帝对严嵩有所疏远的时机，依靠阁臣徐阶等人的支持。“打蛇打在七寸上”，果断上表集中火力弹劾严世蕃种种骄纵不法、强取豪夺、贪淫过甚的罪行，响亮地提出“请斩世藩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这道表章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视，他当即下诏令严嵩致仕（退休），严世蕃下狱审讯，后来被处死，一时大快天下人心，邹应龙也成为成就最卓著功勋的兰州人。后来，邹应龙不改刚正忠直的本色，因规谏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冯保“僭肆”获罪，遂被削职为民，在忧愁困苦中辞别人世。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经陕西巡抚王璇上奏，朝廷方下诏“命复应龙官，赐祭葬”。而这时的邹家，“遗田不及数亩，房不过数楹，典恤未被，朝野所恨”，这就是邹应龙一生为官清正廉洁的真实写照。

秦维岳   字觐东，号晓峰，清朝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考中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国史馆编修，后任都察院江南道御史、兵科给事中等职。他虽贵为翰林，但生活清贫，朝服破了用宣纸粘补，然后染上蓝色。嘉庆皇帝察知此事暗记于心，遂派他出任湖北盐法道，后又署（代理）布政使、按察使等要职。在任期间，秦维岳整肃吏治、裁汰陋风，刹住了贩运私盐、盗铸制钱的歪风。同时大兴教育、奖掖人才，率先捐出养廉银创办江汉书院、勺庭书院，倾力革除宿弊、为国举贤。在他因守制回到故乡兰州的二十年里，坚持不懈地办学兴教、培育人才，再次带头捐银创建五泉书院并担任山长。在长期教书育人过程中，他严格要求学生做到德才兼备，“先品行、后文学”，培养出张廷选、陆芝田等一大批有为之士。秦维岳晚年倾尽心力、旁征博引，严加考证、精心编纂，完成了《皋兰县续志》的起草工作，为保存发扬兰州历史文化留下了真实可信、洗练优美的第一手资料。秦维岳一生不沾官场陋习，他的结发妻子病故以后，终身再未续娶，其高风亮节至今令人嗟叹，被誉为一代“循吏名儒”。

吴可读   字柳堂，清朝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吴可读一生风云跌宕、名播朝野，两道著名奏疏奠定了他的清流铮臣代表地位。一是敢于逆众议而上，奏请各国使节觐见皇帝时“不必令各国使官跪拜，以示无所不容，不屑与较之意。”由于他的意见情理允当，朝廷虽不情愿也只得采纳，这就去除了中外交通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畏敌如虎、龟缩在张掖不敢进击，坐失新疆大片河山，但却大肆滥杀百姓冒功请赏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吴可读拍案而起、笔挟风雷，毅然奏劾成禄“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终于使成禄被判死刑。当朝廷有意袒护成禄时，吴可读再次奋笔直书，“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藳街，以谢甘肃百姓。再斩微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以必死的大无畏气概，终于把成禄推上了断头台，而他自己却因此触犯同治皇帝险些丢了性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吴可读不因言获罪而一改初衷，1775年同治皇帝早夭，慈禧太后为巩固垂帘听政的一己之私，一改“子以传子”的祖制，选定同治皇帝的堂弟载湉继承皇位。面对这一重大变故，官复原职的吴可读做出了惊世骇俗的政治壮举。他依靠申请来的差旅费补助，参加完同治葬礼之后，怀藏“奏为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的遗奏和绝命诗一首，在蓟州三义庙从容服毒自尽，用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匡扶正统的抗争。吴可读“尸谏”极大地震撼了清廷，慈禧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本人则得到了朝野一致的高度赞誉。

王树中   字建候，号百川，又号梦梅生，清代末期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进士。初任安徽太和县令，针对该县地势低洼水患不绝的实际，亲自察看地形通盘规划，动员全县疏通境内河道、建造堤坝，彻底根治水患并且消弭了乡民因此争讼械斗的根源。他秉公执法，“不稍以势利曲”。面对洋教士的干扰大义凛然，坚持惩罚触犯法律的教民，维护了国家尊严。

他两度临危受命，在大灾饥荒之年任亳州知府，废寝忘食、昼夜操劳，多方筹集赈灾物资，设立粥棚和养病所，帮助全州百姓渡过难关。他爱民如子、重视教化，为匡正太和县民“健争讼”的恶俗，每逢坐堂“如老妪之道家常”，对县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们明白争讼不休的危害。经过一年多努力，太和县每月诉讼案由数百起下降到十余件，大大改善了当地风气。他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自购图书分赠给贫穷生员，与父老生徒共进豆粥、共话家常。任太和县令八年，与当地民众“宛然有家人父子情”。王树中的清正廉明深受士民拥戴，皖人呼之为“王青天”。乡里坊间闻听他的到来，便“奔走欢欣，以望见颜色，得闻片语为喜”。辛亥革命以后，王树中任甘肃省军府参谋，旋即升为道尹。1915年奉命巡视各县，一年中走遍全省76个县中的大半。其间不避繁难、呕心沥血，终致积劳成疾，于次年9月病故，年仅49岁。王树中用毕生精力实践了他“只问苍生，略无瞻顾”的信念，是兰州人里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官典范。

能够涌现这么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著名廉吏，值得兰州人民为之自豪。先贤们的感人事迹，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也是兰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今天依然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兰州历代政治、文化名人个个都是廉吏，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充分发掘这一特有资源，有利于改善兰州城市形象、提高兰州知名度；同时也有利于吸收历史传统中的精华，更好地发扬新时代“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和“河汇百流、九曲不回，创新创业、和谐共进”的兰州精神，把兰州建设成更加繁荣文明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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