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甘肃南部地区临洮、康乐、卓尼、渭源、岷县等二十多个县的汉、回、藏、东乡族10万民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在王仲甲、马福善马继祖父子、肋巴佛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揭竿而起,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抗日反蒋大起义。
卧龙寺打响第一枪
早在1941至1942年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甘肃当局进一步加重对民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进步人士史鼎新(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少将参议)、刘余生(时任国民党甘肃师管区军法官)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先后在兰州、临洮多次商议发动起义之事,并与卓尼县水磨川寺庙活佛、藏族领袖肋巴佛、康乐县回族领袖马福善,以及王作宾、毛克让、王得一、毛德功等人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抗日反蒋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3年1月10日前后,马福善、马继祖、吕百元、吕百林、边永祥和马木哥等人,率领回、汉农民数百人,在临洮西乡卧龙寺,喊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打响了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
国民党临洮县县长张德西和保安第四团,急忙派一个中队前往镇压。马福善等率起义军从边家湾主动撤退,把敌人吸引到临洮西坪,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反攻。得悉马福善等人发动起义的消息后,在临洮牙下集一带活动的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带领60多人前往支援,保安队大部被俘,中队长跳入洮河才得以逃脱。
初战胜利鼓舞下的起义军,在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等的率领下,前往临洮牙下集、庙家山等地,消灭了恶霸地主王杰仁、沈进禄的反动地主武装,处死了王杰仁,夺取枪支,开仓济贫,穷苦百姓纷纷参加起义军。
起义部队经整编后,成立了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团,马继祖任司令,刘财旺为回民团团长,肖焕章为汉民团团长。
激战中星火燃陇原
得到农民起义的消息后,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派保安处副处长胡毓英率十二师一部前往镇压,于1943年1月27日到达临洮,兵分三路向牙下集的起义军进攻。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溃敌军6个连后,向岷县、陇西、渭源、漳县一带转移,开展游击战。后来马继祖部转战康乐、宁定等地,另一部由肖焕章带领回到牙下集,与王仲甲部会合,经整编成立3个团,王仲甲任司令,肖焕章、蒲万祥、何建吉分别任团长。整编后部队转移到会川一带活动。
2月中旬,卓尼县水磨川一带汉、藏群众100余人,在活佛肋巴佛领导下,举起“饥饿团”旗帜,在临潭县冶力关起义,攻破临潭县城,杀死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8000多人。
2月27日,临洮北乡毛克让率领100多名农民在马衔山起义,袭击叶家坪飞机场,击溃守卫机场的保安中队,打死中队长;在新添镇袭击军火运输队,缴获军火两车;随后在马继祖部的支援下,进攻青天镇保安大队,击毙大队长,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3月,安华雄等在皋兰南部(现榆中县)率部起义,袭击了皋兰县管辖的西果园汽车站,缴获一批枪支和手榴弹等武器。同月,洮沙(今属临洮)杨华如率部起义,在安华雄部的配合下,在七道岭伏击押送壮丁的国民党小股部队,缴枪百余支,解救壮丁数百人。
在这期间,临洮尧店的刘化一、南乡的李德旺、紫松乡的刘鸣,通渭的王子元,陇西、渭源的毛德功、郭化如,榆中的黄作宾、王作宾、水振东等也先后率众起义。
十万大军会师甘南
从1943年1月到3月,农民起义席卷甘肃南部的临洮、康乐、陇西、宕昌、会川(解放后并入渭源)、渭源、临潭、卓尼、武都、岷县、礼县、和政、洮沙、西固(今舟曲县)和定西、榆中、皋兰、武山、漳县、通渭等20余县,还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起义军已达3.7万人,有各种枪2000余支,相继在临洮漫洼、榆中新营镇、陇西首阳等地会师,并推举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司令。
4月,各路起义军领导人在岷县申都、闾井举行会议,作出4项重要决定:起义军的名称统一为甘肃抗日救国义勇军;设立集团军总司令部,下设路、旅(团)、营、连,起义人员一律佩戴红色臂章;开展“抗兵抗粮”、“分粮食,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活动;南下松潘茂州割据待机而动,由马继祖率部分起义军,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集聚区行动,联络回民群众,并向陇东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起义军南下过程中,在岷县蒲麻与肋巴佛率领的2000名藏族起义军会师,起义军又推举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接着起义军又在武都县境内与刘鸣和张英杰部会师。随后,起义军领导人在武都草川崖举行会议,决定将起义军的名称改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推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参谋长,下辖3个路军(武都起义的王德一部到达后又增编一路)肖焕章、何文远、景兴保分任第一、二、三路军司令,肋巴佛任藏兵司令。会议还决定起义军向武都、成县、康县等地进发,攻占武都,控制陇南。
6月,起义军两次攻打武都县城未克,遂撤回草川崖一带。这时向海固地区发展的马继祖、闵福元、黄作宾、杨华如、毛克让等部,向北发展受阻,便南下向王仲甲部靠拢,起义军约10万之众齐聚陇南,发展到鼎盛时期。
遭镇压起义失败
国民党当局对甘南农民起义极为震惊,指示朱绍良、谷正伦先后调遣正规军2万多人、地方部队8000多人和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镇压。4月中旬,起义军在武山滩歌镇一带与国民党军队激烈交战,损失较大,渐渐不支,便分散撤退。王仲甲、杨华如部撤向武山洛门;马继祖、肖焕章率部撤向临洮;刘鸣部由南向北撤过洮河,分别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失去统一指挥和联系的各路起义军,人数虽多,但各自为战且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在与武器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交战中处于劣势,先后失败。起义军领导人刘鸣、张英杰、王德一、黄作宾、王作宾、张守礼、董含贞等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临洮牙下集等地遭到国民党盛文部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甘南农民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以失败告终。
甘南农民起义是甘肃近百年革命斗争史上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高举抗日反蒋的大旗,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围困。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军骨干仍坚持分散、隐蔽斗争。肖焕章、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肋巴佛等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带领起义骨干力量,组成地下武装,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以此为基础组建成立了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为甘肃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志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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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巴佛
肋巴佛(1916~1947),乳名康三哥,经名金巴嘉木措,男,藏族,原籍甘肃夏河,后全家流落临夏,经藏传佛教宗教仪规确认为松鸣岩寺十八世怀来仓活佛,由镇守使裴建准作院主,民国12年(1923年)4月在和政县松鸣岩寺坐床,经名金巴嘉木措,供养地为卓尼水磨川寺。父母携全家落居松鸣岩上乱沟村。中共党员。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
由于肋巴佛自幼饱经磨难,并且对地方劣绅及官府欺压穷苦百姓、横征暴敛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所以当活佛后非常同情贫苦农牧民,后与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等接触密商,决心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救民众于水火。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组织当地七部落饥民性质的组织“草登草哇”,带领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抗暴斗争。
1943年3月27日,肋巴佛召集事前串连好的藏汉群众,响应临洮、康乐、岷县等地农民暴动,在临潭县冶力关举旗起事,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藏汉群众纷纷响应。肋巴佛任总司令,率众围攻临潭县城,29日拂晓攻破县城,击毙县长徐文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释放囚犯,开仓济贫,严禁扰民,百姓欢呼迎接义军。肋巴佛乘胜向岷县进军,以便和王仲甲、马福善、毛克让部互相呼应,联成一片,进军途中在冷地口和保安队遭遇,肋巴佛组织敢死队,杀退敌军。因岷县国民党驻军较多,装备良好,难以取胜,又转往临潭、卓尼一带。各路起义军会师武都后,肋巴佛率藏兵策应国民党武都骑兵营长张英杰起义,在岷县遭国民党专员胡守谦率保安队拦截阻击。肋巴佛亲率义军杀开一条血路。1943年5月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会师,成立“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
甘南农民起义遍及临洮、康乐、广河、临潭、卓尼等二十余县,令国民党当局震惊。蒋介石多次电令朱绍良、谷正伦,调集大军围剿。国民党五十九师、七师、十二师、暂编十五师,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国民党兰州空军派飞机扫射助战,地方保安部队配合围追堵截,义军处境十分困难,因寡不敌众,起义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五十九师在卓尼、临潭疯狂围剿、搜捕肋巴佛,烧毁寺院,杀害起义骨干。肋巴佛在群众掩护下在太子山躲避,后形势日趋恶化,在卓尼、临潭无法立足,便辗转于和政、永靖等地,后又到宁夏友人范新民处避难。
1946年肋巴佛返回和政,听说岷县、渭源等地有中共地下党活动,便于年底去渭源,经夏尚忠、李永发介绍与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会面。肋巴佛向往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由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陇右工委派肋巴佛赴延安学习,途经平凉安国镇时不幸遭遇车祸牺牲,年仅31岁。
中共甘肃省委于1982年在《关于一九四三年甘肃省南部农民起义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肋巴佛以宗教领袖活佛的身份,高举义旗,率领藏汉僧俗群众反抗国民党暴政,后又加人中国共产党,这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很少见的。”
肋巴佛是一位富有爱国进步思想的藏族年轻活佛,是民族团结的楷模。他勇敢追求革命真理,率领藏汉群众反抗暴政,为求民族解放、促成民族共同团结和繁荣谱写了一曲悲壮而光辉的人生赞歌。肋巴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率领藏、汉、土族僧俗群众,举义旗,反暴政,毅然脱离佛座,走上革命道路,为甘肃现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藏族人民的好儿子民的好儿子。。
□梁志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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