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之难缘何难于“禁酒驾”？

近两日，兰州日报接连以“关注”形式刊发了以甘肃省酒驾监查状况和兰州公共场所禁烟现状为主要内容的调查性稿件，其中“禁酒驾”和“禁烟”这两个关键词背后也显示了老百姓的某些生活陋习正在经历着被改变的艰难过程。然而这两种举措老百姓的“买账”程度却也截然不同，文章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实行“醉驾入刑”后，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数量同比分别下降0.2%和210%，不难看出，在管理部门的高压管制下，醉驾入刑逐渐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兰州各大公共场所吸烟人群不减、二手烟泛滥危害公众健康的尴尬状况依然存在。

“禁酒驾”正昂首阔步走在大道上，“禁烟”之旅却还未启程，造成如此差距首当其冲的原因自然是“禁烟”仍存在制度缺陷、立法不足，从国家层面来看，2006年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按照规定，中国应于5年内，即2011年在包括室内办公场所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随后，被民间称之为“禁烟令”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出台，规定从去年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从目前事实状况而言，此令形同一纸空文。

民众禁烟意识淡薄以及“法不责众”的想法更是加大了禁烟难度。有资料显示，中国烟民以3.5亿的数目仍雄踞世界榜首。可以说，即便禁烟工作一直在筹备之中，但是中国烟民的数量却从未减少过。纵然烟草企业政企不分、禁烟涉及多方利益等都是禁烟的阻力，但是不能忽视的却是我国吸烟文化根深蒂固和吸烟危害警示不足的社会原因，只要烟草还存在大量的受众群体，民众轻视吸烟危害，禁烟工作就难以起步。

然而，即便烟民想要戒烟，这也绝非易事，多数烟民已经对烟草形成依赖，已经涉及人的精神与生理的多重因素，想要改变这样一种习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因此，控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施全面禁烟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的观点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笔者认为，陈竺的想法至少从药物戒烟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控烟方式。然而烟草文化的积弊之深却也非此种措施能够解决的，“禁烟”不是仅靠制度就能够约束的，归根到底还是与公民自觉有着必然联系，唯有加强禁烟宣传，加强公民公共文明意识，让广大烟民深刻意识到吸烟对于自身及他人的危害，让“禁烟”首先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后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的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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