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农民作家金吉泰的文学情缘

金吉泰是甘肃首屈一指的农民作家。

当年，我还是一个羞涩的文学青年，刚刚步入甘肃文坛的时候，认识的第一位作家，就是金吉泰老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文艺园地渐渐透出一丝解冻的气息，甘肃的文学刊物《甘肃文艺》悄然复刊，省出版社也随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登高望远》。那时候，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自然颇为关注这些文学书刊，也从这里看到了第一批甘肃作家的名字，其中最早记住的便是金吉泰，因为他是一位农民作家，而那时我也正在农村苦苦探索文学之门。他的小说《特别使命》、《饲养院里》、《新任队长》，我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8年春，我应甘肃人民出版社之约，来兰州修改我的长篇小说《沙浪河的涛声》，住在战斗饭店三楼。房间里有四个床位，只住我一个人，我望着那几个空床位，觉得我一人住一屋是有点过于浪费了。好在几天后就听到一个消息：明天要来一个作家和我同住一室。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位作家竟然是我仰慕已久的金吉泰！

他来了，我睁大眼睛望着他，心中激动不已。这就是金吉泰啊！

初一相见，金吉泰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你丝毫看不出这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他是那样普通，一身灰蓝色的农家服装，身材清瘦，说话轻声慢语，脸上带着含蓄的微笑，他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民。

我和金吉泰的文学情缘就从这里开始了。那年金吉泰已有45岁，而我才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文学成就上说，他是我的师长，所以我对他极为尊重，他就是我面前的一座高山。而他在我面前却是那样谦和，脸上微微笑着，说话总是轻声慢语，就是走路时都没有一点声响。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格外的谦逊，真诚，和蔼可亲。

我们两人同住一室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在精心编制我的长篇处女作，他是在整理挑选多年来发表过的小说作品，出版社要为他出一本小说集。他的桌子上摆着一大摞文艺刊物，每一本里都载有他的作品，而我直至那时还没有一个铅字。我望着他的那些书刊，真是羡慕之极，心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有那样多的作品啊？每当我说起这个的时候，他总是谦和地一笑说，我这算不了什么，以后你的作品一定比我的多。

我俩同住一室，两人的写作习惯有很大不同。我喜欢熬夜，每晚要写到深夜两三点钟，他却是早睡早起的典范，在一个个长夜里，当我静静地趴在桌子上飞笔疾书的时候，他早已沉入梦乡，而当夜深人静时我上床睡下不大一会儿，他就一梦醒来，轻手轻脚地起来了。在我们住的楼房东边，有个很大的锅炉房，每天凌晨四点多钟，锅炉房的吹风机准时嗡嗡响起，那便是金吉泰起床的时间。这事说来十分有趣，我们两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好像总有一人在写作，而另一人在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俩配合得十分默契，写作时都非常安静，不弄出一丝声响，一点也不影响对方安眠。这样过了多日之后，反倒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清晨我在睡梦里听着他的笔尖轻盈的沙沙声，总是睡得更为香甜。

当然每个日子里也有稍为轻松的时候，那时我们就聊一会儿天，说一些家常话，从而我知道了他的一些家事。他是榆中县金崖村人，12岁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务农，因读了“六才子书”而爱上文学，后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学写小说，1955年8月在《甘肃文艺》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特别使命》，之后就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原来他也是家庭出身不好，这使得他处处小心谨慎，可有时还是会于不觉间惹下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说有一次他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个生产队长脸上有麻子，怎么也没想到竟惹了他们的生产队长，原来他们那个队长就是个麻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金吉泰的生活习惯非常严谨，做事一丝不苟。他整理自己以往发表过的作品，都要一篇一篇抄写出来，方格稿纸里的方块字工工整整，一笔不草。他写字用的是蘸水笔尖，桌上总是摆着一瓶蓝墨水。我就是从那时起，跟他学着使用蘸笔，一部长篇写完，也养成了用蘸笔的习惯，从此告别了自来水笔，一直用蘸笔写了几十年。他编的小说集中，手头缺了一篇《杏花村的战斗》，需要到图书馆去找到载有那篇小说的刊物抄一份，有几天他就天天跑图书馆。从战斗饭店到图书馆，路程可不近，他从不坐公交车，来去全是步行，我知道他家境困难，为的是省下几角车票钱。

就在那个春天，我平生的第一篇小说在《甘肃文艺》发表出来了，而且，在同一期刊物上，还有金吉泰的小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8年的第4期《甘肃文艺》，小说栏目里头条是贾平凹的《短篇二题》，第二篇是我的《一篇未完的小说》，下面就是金吉泰的《王家院的小戏》。我和他同期一起发表了作品，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

我和金吉泰同住一室的第二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沙浪河的涛声》和他的短篇小说集《醉瓜王》都出来了，一齐摆上了书店的书架。其时，适逢《甘肃文艺》编辑部在兰州举办创作学习班，我和他都一同参加，又聚到了一起。一天，我俩一起到张掖路新华书店闲逛，看到琳琅满目的书架上也有我们的新书，心情自然甚为欣慰。这时恰好有两个姑娘来到书架前，伸手拿起了《醉瓜王》，颇有些惊喜地叫道：“啊，金吉泰的书！”看来，她们一定是熟悉这位作家的名字。两个姑娘一边翻阅着书本，一边说起金吉泰的小说。我看她们如此喜欢金吉泰，却不知作家就站在她们面前，便随口说了句：“这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两个姑娘惊喜地“啊”了一声，一下睁大了眼睛。这时金吉泰急忙拉了我一把，异常紧张地责怪我：“嘿呀，你说这干什么？以后可别这样了！”他的神态是那样真诚，一时让我十分不安。他就是这样谦虚谨慎，那一幕情景令我永生难忘。

就是这样一个金吉泰。在以后的数十年写作生涯里，常在甘肃文坛走动，在认识的本省作家中，我和金吉泰的关系格外的亲密。

岁月飞度，一个个春夏秋冬转眼过去，金吉泰很快就过了花甲之年，他的创作势头却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丝毫减弱，我们常常能在报刊上读到他源源不断的新作。这些年来，他发表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故事、童话作品一百多篇，他的农村题材小说在甘肃文坛独树一帜，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甘肃文学中也占有重要一席，结集出版的童话集有《小毛驴出国》、《戴金戒指的小猴子》、《田园童话》，全国多种少儿读物的“宝典”、“选本”也频频收入他的作品。他的童话《尕羊羔登山》获甘肃省建国30周年文艺作品评奖文学一等奖，小说《田爷的面孔》又获甘肃省第二次文学评奖优秀作品奖。

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期，他先后受聘于《兰州日报》农村版和《质量服务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常向我索稿，那段时期我特意为他写了不少适用于报纸副刊的短小作品。那时，《甘肃农民报》副刊为他开了一个小栏目，要他讲一百个作家的小故事，他在那个系列中也写了我一篇。后来，这个系列出版了一本《百人轶事趣闻录》。这些，都为我们的友谊添上了值得记忆的一笔。

金吉泰是甘肃文坛上一位重要作家。他从事写作数十年来，一直默默生活在农村，深深扎根在生活的沃土中，始终保持着农民身份。省作家协会对这位农民作家尽力给予扶持，曾资助他两次远赴新疆体验生活，每次路过河西，他都在张掖下车，顺路来看看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河西时，特意为我带了一件小礼物，是一只小酒杯。那酒杯实在极其普通，价值不过几角钱，但我深知他的心意，这正是金吉泰为人处世的风格。这只普通的小小酒杯，我至今还珍存着。

岁月无情，我和金吉泰相识，不觉已有三十多年，他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在甘肃文坛上，大家早就开玩笑地尊称他为“金爷”。可没想到，我们的金爷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上仍未停笔，竟然迸发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倾注几年心血，以惊人的毅力创作出一部45万字的长篇巨著《农耕图》！这部小说以作者厚重的人生经历、所见所闻为素材，用他一向朴实无华的风格，描绘出一部中国西部农村70年波澜壮阔汹涌推进的历史画卷。2014年，这部长篇小说《农耕图》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金吉泰为甘肃文学又一次作出的重大贡献！

啊，我们敬爱的金爷没有走，他永葆着文学创作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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