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月歌》的千年争论

《峨眉山月歌》（简称《歌》）是千古绝唱。好的东西大家都想要，何况《歌》里的许多东西本来就不明确，于是对“君”、“清溪”等争执不下。

争议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一些人以为是首见于清代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所引南宋时期诗论家杨齐贤的说法。杨齐贤是湖南宁远人，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进士。他误认为“清溪”是在今内江市：“资州清溪县，（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省入内江（县），内江在州东九十八里。”

其实还可以上推一下。乐山本地文学家赵次公（南宋《舆地纪胜》嘉定府有载）是两宋之交重要的诗注家，其《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的杜甫诗《宿清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简称《宿》）注里，标题下有言：“（我赵）次公曰：蔡伯世以此为嘉州犍为县之清溪，大误。《纪年编次》中有解。”蔡伯世，即蔡兴宗，是北宋末的文艺批评家。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争议：蔡认为是在嘉州犍为县，而赵却认为“大误”。赵是乐山本地人，据他所言在该书《纪年编次》有不同认识，但是《纪年编次》遗失，所以不知所指何处。

与杨齐贤同时代的南宋黄鹤《补注杜诗》卷10《宿》下认为：“鹤曰：清溪驿在犍为县。此诗当是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去成都经嘉州下忠、渝所作。故诗有‘佳期付荆楚\’之句。”

应该说，宋代就是“清溪驿”争议的第一次高峰，因“千家注杜”，各人多有不同的解释。元代萧士赟等人的注，也被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引用。

第二次高峰是在清初。因为严苛的“文字狱”，所以考据学大行其道，自然少不了对杜诗及对“清溪驿”的争议。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其《钱注杜诗》卷8中认为：《宿》是“居松陵公安及至湖南作。”他又释：“《寰宇记》：清溪，在峡州远安县南六十里，源出清溪山下。……太白诗‘夜发青（非“清”）溪向三峡\’，亦即此地也。《舆地纪胜》：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恐地名偶同耳。”钱误把峡州远安县的青溪当作峨眉山下的清溪驿了。

稍后，清康熙时期的仇兆鳌编《杜诗详注》里，《宿》的标题下注引用了黄鹤之语：“鹤注：当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经嘉州下忠、渝所作。《舆地纪胜》：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实际上言“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的是黄鹤，非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原文只有“清溪口”的解释（在犍为县）。

乾隆时期杨伦的《杜诗镜铨》仍从《舆地纪胜》定在嘉州犍为县。

到同期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里争议达到了一个高峰，《歌》才区区28字，而其注释，包括引用宋杨齐贤、元萧士赟等人的注，以及王琦己见等达1024字，这在全书里是绝无仅有的。注里，包括各种“平羌江”、“三峡”和“清溪驿”所在地等。

王琦指出了杨齐贤的清溪驿在“清溪县”的错误，因为《新唐书》里资州（今资阳市）虽辖“清溪县”，但它是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才由牛鞞县改名，比李白作诗的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迟了约18年之久。王琦又指出了康熙时期王阮亭（即王渔洋）之误，因为王在经过纳溪县（今泸州市纳溪区）曾说：“清溪，在纳溪县西五里，太白诗‘夜发清溪向三峡\’即此。”实际上这是王渔洋“口误”而诞生的一个佳话，犹如“东坡赤壁”之误。

第三次，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思想解放，加上研究的深入，于是争论热烈起来。其表现一是唐诗的注释、赏析大量出版，二是专业争鸣论文大量涌现（包括“君”“清溪”等争议文章，及教学、音乐等赏析文章）。专业论文主要包括外地的如周子云《李白〈峨眉山月歌〉地名考释》（《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詹虎的《也谈清溪、三峡、平羌江》（《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等。与此同时，本地学者也积极参与，宋东涛先生和西南财大刘开扬二人还在《四川日报》就《歌》的注释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德忠先生发表了《“夜发”清溪与“向”三峡》（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康鉴先生发表了《“太白佳境”地域探》（《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第四次，是在本世纪初至2010年左右。一方面，专业研究者继续发表研究文章，如本地唐长寿先生《李白〈峨眉山月歌〉作于何地》（《长江文化论丛》，2001年）等，此期的高峰可以说是以北师大教授邓小军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李白〈峨眉山月歌〉释证》（2006年第5期）为代表；另外一方面，普及性的研究得到大发展，乐山地方的研究者爱好者都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乐山晚报》（今《三江都市报》）于2006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集中讨论，发表文章15篇，引起了群观效应。至于后来的零散文章更是不可胜计。登峰造极的是本地研究者张碧秀还出版了一部《峨眉山月歌新解》的图书。

这些争论，不管其认定的结果如何，都遵循了“百家争鸣”的原则，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思路、活跃了气氛，都是值得称道的；专家的特点是广博，而地方上的特点是“接地气”，缺一不可。同时，拙文都是建立在其争论基础上的，对他们都存感激之情。

纵观历年的讨论，蔚为大观。里面有几个特点：

正面的：一是各抒己见；二是广泛收集各种文献资料，用心良苦。因为《歌》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所以乐山本地的研讨，往往影响不小，许多结论不时被全国各地的论者所采信。如老一辈的文史专家罗孟汀的《峨眉山月歌地名谈》（载《乐山市志资料》1982年第1期，认为“清溪”应在今青神汉阳坝至乐山悦来一带），就被李白研究权威詹锳《李太白全集校注汇释汇评》（1996年1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采入《备考》。

欠缺的也有几个：

一是理论研究与实地考察联系不够，仅笔者粗略观察，本地参与者不下数十人，竟然一个都没有观察月相的记录；外地人远还有个理由，《歌》就写在乐山，本地人却连自己的主场“地利”都没有用好。

二是“人人都说家乡好”，市中区的基本上都说“清溪驿”在市中区，夹江县的基本都说在夹江县，犍为县的却几乎无人研究（而外地研究者多定位于此）。这种“家乡情结”用于学术研究不一定有益。

所以，要对《歌》有个相对深入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有学术精神，秉承理论联系实际，尽量客观公正，才有可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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