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出庭都是一种胜利

1939年乐山大轰炸的受害者，如今第7次赴日陈述，索赔长路已行8年——

核心提示

◎12月17日，76岁的李本泽站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这是乐山大轰炸受害者第7次赴日诉讼。

◎1939年8月19日，日军36架飞机对乐山实施无差别轰炸，致使逾4000名中国同胞遇难，上万人无家可归。

◎2004年，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成立。李本泽所代表的，是数万名在空中屠杀中遇难的同胞和由此改变人生轨迹的人。

□本报记者 王爽

12月14日，一场简单的欢送会和一些叮嘱之后，76岁的李本泽老人被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的朋友们送上了车。东赴日本，这位老人只有一名律师陪同，背影有些孤单。然而，转身挥手时，他给了大家一个沧桑而坚定的微笑。

2004年，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成立，日本法定受理50名原告。“从2006年3月第一次踏上赴日索赔征程以来，这是乐山大轰炸受害者第7次赴日诉讼。”乐山“8·19”大轰炸史实研究会副会长杨追奔介绍。

12月17日，“重庆大轰炸”（受害地区包括重庆、成都、乐山、自贡等地）对日索赔诉讼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了第24次法庭辩论。此次辩论由乐山“8·19”大轰炸受害者作法庭陈诉，李本泽站上了原告席。

李本泽所代表的，远不只是50名日本法院受理的“乐山大轰炸”受害者，而是数万名在长达6年多的空中屠杀中遇难的同胞和由此改变人生轨迹的人。

一审判决有望明年做出。不管诉讼的胜败如何，杨追奔的决心非常坚定，“我们每一次出庭，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于我们都是胜利。”

一场充满无数血泪的诉讼

1939年8月19日，日军大轰炸几乎摧毁了整座乐山城，造成至少4000名同胞死难，上万人无家可归。

今年11月，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收到日本律师的邀请函，邀请李本泽老人代表乐山受害者前往日本对受害情况进行陈述。在为此次法庭陈述准备的证据中，一张保存完好的卖身契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张竖排书写的卖身契上，并不规整的字迹还原了李本泽最初的人生轨迹：在他3岁时，他家4位亲人葬身乐山“8·19”大轰炸惨案，父亲一人养不起3个儿女，便将他卖给了一户陶姓人家，从此骨肉分离……

“不光如此，我后来又被养父卖了，靠捡煤炭度日。”大轰炸带来的伤害，让李本泽在70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旧难掩痛楚。

1939年8月19日，日军36架飞机对乐山实施无差别轰炸。大轰炸几乎摧毁了整座乐山城，造成至少4000名中国同胞死难，上万人无家可归。

“轰炸后的乐山一片瓦砾，父亲和二哥葬身火海。好不容易在墙角处的废墟中找到他们，但已是尸骨不全……母亲只好带我和大哥走回邛崃的娘家，沿街乞讨啊，走了整整1个多月。”说起这段往事，80岁的周志鹏老人总会眼中含泪。

而乐山，只是那场惨绝人寰的无差别轰炸的目标之一。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对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城市的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6年又10个月的狂轰滥炸，史上统称为“重庆大轰炸”。有数字表明，日军这一空中恐怖屠杀暴行，炸死炸伤无辜平民6万多人。

2004年，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成立，这一回是乐山大轰炸受害者第7次赴日诉讼。

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诉讼

50名“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如今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最高年龄96岁。

8年，从中国内陆腹地到日本东京，这场诉讼的艰难，不光是路途的遥远。

用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团长杨铭佳的话说，“这是一群老人的战斗”。这些老人大都因为那场灾难改变了人生。

“起初，我们没有固定的开会地点，最常去的就是公园的老茶馆，只要1元钱一碗茶。后来有一次例会，一群人到了老地方，却发现那个茶摊不再有了。”杨铭佳回忆。

随着各方关注与支持的增加，会议场所等问题逐渐得以解决。而经费拮据，却一直是最大的问题。

诉讼团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每人每年所缴的120元会费。减免了生活困难老人的会费后，50个人中最多能收齐20人。每年2000多元的活动经费，花销的地方却很多：搜集证据、宣传活动、往日本寄资料、日本律师前来取证、赴日诉讼……“前后几次赴日的费用都是大家东拼西凑，或是社会热心人士捐助所得。在日本，一碗面要60多元人民币，住一晚要500多元，我们每次都事先买好方便面、牛奶和饼干再去。”杨铭佳说，“这场官司，就是这样打的！”

另一大问题，便是与时间赛跑。

这是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诉讼。50名“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如今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最高年龄96岁。“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原告总共188人，但几年过去，仅重庆就有14位受害者离世。

杨铭佳之前的两任团长也已相继离世。在第一任团长胡仲文去世后，赵树信被推举为团长。每天，老赵都像上班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整理资料、联系受害者、接待日本律师，他深信自己一定可以看到日本政府认罪道歉的那一天。2008年6月，赵树信被查出患了肺癌。临终前，他给弟弟赵树伦的嘱托是：“一定要讨回公道。”

在杨铭佳的家里，诉讼材料堆满了书架。每个受害者的材料，都单独用牛皮纸袋装好、编号，封面标注着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基本事实。这些材料，都是赵树信整理的……

一场有着“更高目标”的诉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以行动不断警示后人，倡导爱国意识、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

2008年8月，乐山“8·19”大轰炸史学研究会成立，这个民间社团成了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团的智囊团和声援团。

“可以说，对日索赔，研究会和诉讼团紧密相依。”谈到研究会的角色，杨追奔说，“这是为了对乐山大轰炸的史实进行抢救、发掘和深入研究，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让研究成果为受害者对日诉讼提供史料和理论支持。”

基于史学研究背景，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史实报告会在乐山开展，与日本律师、反战人士、华人华侨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对日索赔的老人们有了强有力的支持。”杨铭佳说。

2009年5月，证据搜集有了重大突破。在对一濑敬一郎等日本律师为乐山大轰炸幸存者所写的长达150页、近十万字的起诉书的仔细阅读中，杨追奔发现了1939年8月20日东京 《日日新闻》和1941年8月24日《朝日新闻》对日军轰炸乐山的现场新闻报道。

“日军为何轰炸乐山？在那之前，学术界存有多种观点。”杨追奔说，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给出了真正原因：“嘉定（乐山的旧称——编者注）被认为是继重庆之后，国民政府的最后避难地，是加紧迁都准备之所……”这份不可多得的大轰炸历史资料，成了乐山受害者追究日军战争罪责的重要证据。

随后，成为乐山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研究会，有了更高的目标：围绕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通过研究促进教育，不断警示后人，努力提高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

“有一次，我们为300多位即将转正的年轻党员上党课。主题就是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我们从‘大轰炸\’讲到了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杨追奔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你知道吗？讲完后全场掌声雷动。后来，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很多年轻人都来帮忙，更多青年朋友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一场为了信念而坚持的诉讼

“只要判决，就会有书面陈述，罪行就无法绕开。”

在日本的庭审会如何进行？

在赵树信写的一篇《乐山大轰炸诉讼团之历程》的文章中，清楚地记载着2007年1月24日的庭审场景：日本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东京地方法院103审判庭安了107个座位，座无虚席，庭外还挤满了旁听的大批日本民众……

“原告及律师可谓慷慨陈词，被告一方哑口无言。”杨追奔这样形容庭审氛围。多次参加日本庭审的杨铭佳，有着相同的感受：2009年10月5日下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庭审陈述中，现场一片安静。随后，原告方辩护律师代表、日本援助律师团律师一濑敬一郎进行了庭审辩论。虽然被告方律师事先准备了厚达30多厘米的辩护资料，但在庭审现场，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最终向法官上交一份“书面答辩状”后，放弃了现场辩论。

此次赴日的李本泽，在12月20日晚记者发稿时尚未返回乐山，记者无法与他联系。杨铭佳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次的庭审现场依旧如此，因为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们无从辩驳！然而，我们也知道，这场诉讼败诉的可能性极大。”

那为何还如此执着？

杨铭佳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一直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日本著名律师土屋公献在患癌症去世之前，曾与我们有次小聚，感叹了句，‘不能再去中国帮你们了\’，随后将一杯米酒一饮而尽。每次开庭，中日友好协会常任理事由木荣司都会带团专程从广岛赶到东京声援，与我们一同在东京街道游行。那么多日本人、中国人关注着，支持着……”

据悉，日本明年有望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只要判决，就会有书面陈述，罪行就无法绕开。就像细菌战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一案，虽判败诉，但在判决书开篇第一段就已承认细菌战这一事实。”杨追奔的语气异常坚定，“并不是知道会胜利才要坚持，我们每一次出庭，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于我们都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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