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菜贱伤农”看农业转型

编者按

据四川日报近日报道，乐山市中区安谷镇一户菜农反映，自己在安谷镇流转了30亩土地种苦瓜，农药、肥料等成本每亩近6000元，平均亩产6000斤，现在收购价每斤不到1元，这些苦瓜全部卖完也保不了本。关注近期的媒体报道，类似新闻随处可见。“菜贱伤农”，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期并不少见，但上面的例子发生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却值得注意。转型期农业生产有哪些问题？规模经营有效的实现形式是什么？本期时势专论，特邀专家进行分析。

主持人：

陈晓玉本报评论员 王付永 邓也

嘉宾：

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合作局局长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运营管理司司长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职业农民实际上是企业家

主持人：从乐山市菜农反映的例子来看，可以说他也是在用一种“规模化”的方式来种植蔬菜。出现这种上规模却不上效益的原因是什么？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立足点在哪里？

张晓山：上规模要和职业农民结合起来。所谓“职业农民”，他的综合素质恐怕比一般产业工人还更高。工人通常就是一个劳动者，不需要投资，但农民需要投资，需要买化肥、种子，要搞农业机械化。工人本身就是流水线作业，不需要参与经营管理，但农民需要考虑这块地种什么，今年种什么、明年种什么、需要转产还是调整种植面积，本身要决策、要经营、要管理。另外，农民还有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所以一个职业农民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家，但企业家须具备的素质很多农民却达不到。

罗必良：需要强调的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有多种形式，土地规模经营只是其中的路径之一。从理论上来讲，农业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不同的要素采用不同的匹配方式来实现，而单纯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约束相对较多的过程。在实践上，要对农户经营权进行细分，形成以提供“管理知识”为中间性产品（服务）的企业家主体，即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群体的产生与“代营”（经营外包），将会改善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拓展农户的经营决策能力。

张红宇：新型经营主体和规模化，是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成功转型的立足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养和规模化发展，从外部环境讲，一定要以工业化、城镇化大发展为背景。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没有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充分就业，不可能形成规模经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可以不割断和土地的财产关系，但是一定要割断和土地的经营关系。在规模经营和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从内生机制的角度讲，一定要有一个农民的分工分业，然后效率生产才会成为可能。不管是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是企业经营，一定是分工分业选择的结果，这样劳动生产效率、土地生产效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够提高，才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都有着重大突破，特别是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型经营主体，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哪些？

张红宇：近年来，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体系的发育呈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到2013年底，各种新型经营主体从组织属性上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家庭经营类；二是互助合作类；三是各种各样的企业进入农业形成的企业化经营组织；四是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多种形式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育成熟确保了中国主要农产品和农民收入连续十年增长，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晓山：目前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仍以小规模兼业农户、传统小农户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为主，传统和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并存。从经营格局看，传统农业和市场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高的现代化大农业共存的格局也将长期存在。在这两个判断成立的前提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在稳定与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怎样实现规模性，小规模农户怎样走上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忽视的问题。

主持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发展规模化经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又该是一种怎样的理想模式？

张红宇：新型经营体系的构建既要强调构成体系的单元主体又要考虑体系本身的立体式、复合性。结合中央精神，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表述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多元经营为主体，联合与合作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持。我们应从主体和体系建设的角度来完善、培育、发展新的农业经营体系。

“弱者种地”现象令人忧

主持人：在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的背景下，有一个趋势不容忽视，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农业不断被边缘化和副业化”。这种趋势具体表现在哪里？其负面影响是什么？

罗必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其表现出土地细碎化、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生产非粮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表达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弱者种地”、“差者种粮”现象广泛存在，这种现象若继续放大将成为影响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隐患。特别是土地细碎化对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就是空谈。当农民只有一小块地，农业收入不是农民的主体收入时，农业就副业化了。农业科技进步必须与投资能力、生产规模匹配，如果一个人要经营大面积成片土地，他自然会千方百计引入农业科技。

张红宇：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农业与国民经济，与全球农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目前中国农业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趋势，顺应全球农业一体化要求，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产生出多元化农业新的经营方式、产生出新的经营主体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升是关键

主持人：从全国来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各地发生的“菜贱伤农”的事例反映了农业物质技术基础依然薄弱，农业自身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农业技术含量提升，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晓山：农业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升很关键。着力发展有利于农业人力资本培育和提升的机制和环境，这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高度重视。新型的职业农民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石，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职业经理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领军人物和精英，同时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师。他们共同构成农业企业家的雏形。中国农业的发展没有一大批农业企业家是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

程国强：从物质技术的角度而言，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旨在破解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实现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人来完成，高素质的职业农民的广泛存在是提高农业效率的前提条件。

主持人：现行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农民企业家或者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吗？

罗必良：“弱者种地”现象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对接并不理想。另外一个问题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同构，都是以普通教育和升学为主的“金字塔”体系。中学教育在追求高考升学率的前提下，其培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面向高考的“资本专用性”。一旦高考失败，农民的教育投资就会变成沉淀成本，因为其所形成的“高考资本积累”几乎与就业能力及职业技能无关。要提高农业效率、提升农民素质，改革农村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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