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传

■ 袁毅

收到张在军兄寄赠的《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张在军是“70后”作家，湖北京山走出去的儒商，客居广州、游走江湖的地产人，怀着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潜心致力于民国教育史暨人物研究写作十年，一如当年武大教授朱东润、吴其昌等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写作，他业已出版“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系列：《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等。

20年前我游历过四川乐山，乐山大佛，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乌尤山、凌云山以及乐山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给负笈游学的少年留下很深的美好印象，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抗战时期乐山文风鼎盛，大师云集，国学大师马一浮曾在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马衡、王献唐、马一浮、王星拱、周鲠生、杨端六、刘秉麟、程天放、周厚枢、费达生、孙学悟、方心芳、唐燿等，在这里做过中国文化坚守与薪传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乐山俨然是一个被历史尘埃给湮没了的抗战文化中心。

抗战时期，武大在乐山办学长达八年，仅武汉大学就有高水准教授一二百人。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远高于同济大学在李庄。但如今当年武大校舍遗址寥寥无几、教授故居荡然无存。老武大西迁乐山八年，是国难的八年，抗争与锤炼的八年，老武大人的炼狱与辉煌，堪比西南联大的西迁办学，但可悲的是这段历史不为世人所知。可敬可佩的是张在军实地考察采访，资料搜集、购书思索并整理了这段极其珍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我翻读后发现，书中内容是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的人事和文史掌故，全景再现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武汉大学抗战西迁往事，如破庙里响起了弦歌之声，校长养猪，教授种菜；破屋漏雨打伞写稿，甚至点检行囊鬻旧衣；卧听雨打芭蕉，一碗喝到夕阳西，也参加远征军做翻译……展现了武大师生的日常教学科研和衣食住行，和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立志为学的事迹与精神风骨。

书中记录当年学校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及学者教授治校、治学、生活栩栩如生，如一代完人王星拱、美学大师朱光潜、辛亥元老赵师梅、中国商业会计学奠基人杨端六、结构力学一代宗师俞忽等，其中有关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两个细节很触动人，一者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四五个学生到朱先生家茶叙，看到院子铺满了落叶，学生说把这些叶子扫一扫，师母说，不要扫，他要把这些叶子都留着，朱先生说：最爱听雨滴到叶子上或者风吹动叶子的声音。朱光潜不愧为美学大师，真会苦中作乐，雨滴声、风吹动叶子确能引起美学共鸣和创作灵感，“在审美的世界里获得无限的心灵自由”。

二者是文史学家吴其昌。抗战军兴，吴其昌随校迁至四川乐山，兼历史系主任，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他拖着孱弱的病体走上讲台，“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先生却说：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我已活了四十岁，如加倍努力，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临终前一月，他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呕血镂心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40岁。蒿目时艰，吴其昌实践了恩师梁启超“国难当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之誓言，真正做到了以生命来殉事业学问。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武大校史专家徐正榜评价张在军此著，“其文笔之老到、描写之精细、气势之恢宏、脉络之清晰、事例之典范、史料之翔实，可谓一部完整而鲜活的武大乐山信史。”确为公允之论。

曾在乐山武大做过短期讲座的史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一书开宗明义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诚哉斯言！今天虽是和平年代，我们仍不能忘记这段几乎被湮没的抗战历史，仍要时刻葆有对“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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