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 对这个世界要公允地表达

作家简介 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浙江上虞人，“60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已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曾获得1998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

现代主义文学一直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处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肯定离不开当下面临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精神问题，人的处境肯定不同以往。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不同之处。文学要有干预现实的力量。文学要关心人在时代中的处境。

文/本报记者沈毅图/罗予婕

有评论家认为，艾伟是新生代作家艺术感觉极为奇特的一位：他的小说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融入了很多超现实的、魔幻的、寓言的成分；他有着对于艺术近乎虔诚的追求，同时又保持了知识分子清醒的质疑与追问的姿态。他是一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艺术巨大力量的小说家，这力量既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批判、对人性的解剖、对自我的拷问，也来自于他非凡的想象力、与众不同的思想和对艺术的热情。他能把许多激烈的东西化作绵长且有韧性的情感力量，因而产生很大的悲悯情怀。

他无疑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增长”的小说家。

这个金秋，艾伟来到凉山，来到西昌，参加2019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文学扶贫看凉山”活动。他说第一次来西昌，对这里的环境却感到熟悉，非常幸会。邛海的面积还是杭州西湖的三倍呢。

艾伟面容沉静，温文尔雅。在美丽的邛海湖畔，本报记者对他作了专访。

小说是经验的容器

记者：你应该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艾伟：我非常喜欢现实主义作品，比如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事无巨细地写了俄国的革命历史，经验无比地丰沛，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具有强烈的生命力。肖霍洛夫亲历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就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

其实现代主义文学一直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文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处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肯定离不开当下面临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精神问题，人的处境肯定不同以往。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不同之处。文学要有干预现实的力量。文学要关心人在时代中的处境。

记者：你如何看待真实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艾伟：小说是关于人类经验的容器。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是因为小说当中储存着人类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读者来说可能在我某一刻体验过，或者我某一刻有这么样的一种情感和心绪，但是我无法说出来，而当我在读小说的时候我遇见了，从而激发了我个人的情感心绪，那这个是小说存在的一个理由。让人类遇见自己，让人类预见自己的经验。心理上的经验，不一定是生活当中经历过的，有时候来自于你的想象中的经验，比如人类是有飞翔的愿望的，那么我们可以做西游记中孙悟空飞翔能力的想象，这些愿望经验总是可以从小说中找到。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完全的说出自我。那么在小说当中，小说家可以通过书写把自我写出来，通过虚构写出来，虽然它是一个虚构的，但同时也是藏着他个人的生命的。这个个人的生命让读者去领享、去建设。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现实中，现实提供给你巨大的经验的世界，这个经验的世界可能是庞杂的，杂乱无章的，泥沙俱下，毫无逻辑，但是当我们进入小说的时候，这些毫无逻辑的东西，要变得有逻辑，这是小说家要处理现实的一个问题。经常有学者引用嘛，如果小说当中第一页出现一把枪，那么最后这把枪一定是要用到的，这就是小说的逻辑。小说是反映现实，但要更有逻辑地去处理现实。

小说竟然可以这么有趣

记者：浙江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是文学人才辈出的地方。你的文学情结必然与地域文化濡染有关。

艾伟：我对文学感兴趣是在读春晖中学的时候。这是浙江一所著名的中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何香凝等人都在这所学校教过书。八十年代我在学校读书时参观校史馆，这些神圣的、出现在教科书上的人物，离我如此地近，我很向往他们那种生活。他们一直就活在校园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文字同在，永远地活着，这在价值观上影响了我的选择。在我年轻的观念里面，觉得写作是全世界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上春晖高中时，经常去学校图书馆看文学期刊，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都有。“春晖中学图书馆”是叶圣陶题写的，很正大光明的题字。

我比较幸运，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记者：哪些作家影响了你，或者说，你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

艾伟：喜欢的作家比较多。如果要在这些作家中选择两位，我最喜欢托尔斯泰和福克纳。福克纳的小说颠覆了我既有的文学框框，他经常变换视角，让人眼花缭乱，却不感到混乱。福克纳设置阅读障碍的表达方式，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在他制造的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世界里，又非常具有秩序感与和谐感，我得到了不少启发。在八十年代大学期间，文化和思想类书籍也比较开放，十分流行，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潮这方面的书，还有先锋文学，我读了不少。后来读《百年孤独》，相当震撼，小说竟然可以写得如此有趣，如此天马行空。

再有，我们的传统小说是非常有力量的。中国文学传统在世情小说上特别发达，以书写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见长，即使在今天，我个人认为，在写“鸡飞狗跳”的世俗生活上，中国作家无比出色，可以说比国外作家写得更好。而西方写得最好的是精神生活方面。

现代以来，我们在写的小说其实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需要对人的丰富性和精神性作深入和宽广的探询，需要问题意识，需要对时代精神图景进行辨析和解剖。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通道，如何在中西两个小说传统中，即是说，既有世俗生活的活色生香，又有对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中国作家如何将这两者合二为一，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我写作的一个方向吧。

希望写出自己想写的小说

记者：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中，你认为有什么优劣？

艾伟：中国作家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在精神难度的探索上，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我认为一部好小说中，它的黑暗和光亮是需要有平衡的，并且我认为一部小说要有多元的价值取向，既要对人类黑暗的层面进行探索，又要对人类光明的层面进行书写。我觉得这个平衡在中国当下文学当中可能还是比较缺乏的。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处在变化之中，寻求新的东西，精神空间在不断生长和拓展。这是对一个作家生命力的考验。

记者：你的小说在写人心和人性上着力很多。

艾伟：写作这里面有作家个人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到过很多地方，会对自然景观遗忘，但对人记得非常清楚，对人的细部细节记得很清晰。本质上说，我可能是一个对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文学是人学，讲人的语言和活动，讲人如何思考自我，如何看待世界，小说中我对人的内部世界、潜意识，对人的超乎理性之外的那个世界感兴趣。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写作是个人思考和个人经验的结果。另外，没有偏执的力量是打不开这个“世界”的，尤其这个“精神世界”的大门是关闭的，偏执的力量把它撬开了一条缝，同时，对这个世界要很公允地去表达。

记者：你是省作协主席，于写作及文坛和读者的评价感到压力吗？

艾伟：写作是一种私密性最强的个人劳动，是非常艰辛的精神活动，对个人的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天分、努力和运气。我写作的时候，不知道下一刻会产生什么语言，产生什么情节、什么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作也是一个“现实”的产物。写作的时候我不会想很多，跟着感觉走，跟着想象、志向，跟着要达成的那个目标走。

在这么长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来没给自己什么压力。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工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环。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能写到怎样的程度，真还不是写作的人自己说了算。写作有它自己的天命。

记者：对自己的小说作一个简短的评价吧？

艾伟：这个不好评价。我希望写出自己想写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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