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东年的秋天我出生在鲁东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

张守东

197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鲁东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初，村子里还没有通上电。夜晚时分，仅仅依靠微弱的煤油灯来照明，即便连蜡烛都是很少用到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恐怕就是手电筒了吧。

当时每家每户依然依靠着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耕牛、犁耙、镢头、铁锨、木推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吃的最多的便是煮地瓜干和地瓜煎饼，我们家因为人口多，一年到头能吃上张麦子煎饼，或者米面馒头的机会都不多。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们要主动和别人打招呼，爷爷奶奶大爷二娘三叔四婶地称呼，当时打招呼最多的问候语便是：“吃饭了吗？”

1985年，我8岁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我的小学是在邻村的学校度过的。每年秋季的时候，学校总要放10多天的假期，名曰“勤工俭学”，每个学生在假期回家，三五成群，扛着镢头，提着挎篮，到大人们已经收获完成的田地里，去倒花生果、倒地瓜，然后第二天早上把前一天收获的作物背到学校，交给老师以贴补学校的办学经费。

1987年前后，村子里通上了电，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慢慢地人们开始置办家用电器，我们家最早的比较像样的家用电器便是“长城牌”的大吊扇了。有稍微富裕些的人家，买上了当时最流行的14吋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刚开始，整个村子里也就几户人家有电视机的，晚上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们，晚饭后聚到一起看电视，一个小小的院落里有时能坐到二三十人，挤得满满的，俨然露天电影院。

1989年，我们家告别了低矮的土坯房，搬进了新盖的五间大瓦房。村子里有经济头脑的人，开始尝试着种植瓜果、养殖、作坊、赶集摆摊、外出打工等多种方式，村民们陆续买上了摩托车、手扶拖拉机等。

1991年我升入了离家十里的镇中心初中。因为住校，每周六下午骑着自行车回家，周日下午再满载着母亲烙好的煎饼和咸菜包裹回校。那时侯，我们家已经基本告别吃地瓜煎饼了，父亲有时会到镇上的供销社门店为我用小麦兑换机器制作的白面煎饼，改善我的伙食。

1994年，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专学校。在外地求学的三年里，我每隔两个多月回家一次，通过书信和家里联系。后来村里安上了一部电话机，放在村支书家里。全村身在异乡的游子，几乎都通过这部电话和家里取得联系。据说那几年，把村支书家的婶子忙得不赖，整天挨家挨户地去通知接听电话。到1997年我毕业的时候，固定电话就开始在每家每户普及了。

再后来，我在城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每次回乡下老家，总会发现些许可喜的变化：村里的闲人渐渐的少了，外出打工的多了；农业机械普及了，蔬菜大棚和万亩茶园鳞次栉比；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又历史性地取消了；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村容村貌日新月异；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客车，村民们出行更方便了……

2014年正月里，我在老家过春节，欣喜地发现，以前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买电脑的、买轿车的越来越多，有的人家还在城里买上了楼房；镇上规划了工业园，入驻的企业多了，以前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的人也逐渐地回到了家乡，在家门口赚钱也很可观，肯出力的一个月都能挣到六七千元。陌生的面孔多了，记忆里曾经蹒跚学步的小孩，已长成高高大大的青年。遇见相熟的老乡，依然需要热情的招呼，不过早已不再是那句：“吃了吗？”而是：“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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